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２日、２３日
鄧小平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立嘗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的，我們多次講過，我國政府在１９９７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濟關係。

我們還多次講過，北京除了派軍隊以外，不向香港特區政府派出幹部，這也是不會改變的。我們派軍隊是為了維護國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我們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１０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五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進一步說，中國現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有誰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國百份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們就會喪失這百份之八十的人的人心。我們的路走對了，人民贊成，就變不了。

我們對香港政策長期不變，影響不了大陸的社會主義。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允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比如香港、台灣。大陸開放一些城市，允許一些資本主義進入，這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補充，有利於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比如外資到上海去，不是整個上海都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深圳也不是，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是我們從中國自己的情況出發考慮的，而現在已成為國際上注意的問題了。中國有香港、台灣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何在呢？是社會主義吞掉台灣，還是台灣宣揚的「三民主義」吞掉大陸？誰也不好吞掉誰。如果不能和平解決，只有用武力收回，這對各方都是不利的。
　

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世界上一系列問題都面臨著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還是用非和平方式來解決的問題。總得找出個辦法來。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來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解決，這個事例可能為國際上許多問題的解決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

我們可以從世界歷史來看，有哪個政府制定過這麼開明的政策？從資本主義歷史看，從西方國家看，有哪一個國家這麼做過？我們采勸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充分照顧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的。

要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鴉片戰爭以來的一個多世紀裡，外國人看不起中國人，侮辱中國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改造了中國的形象。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造了中國的形象。凡是炎黃子孫，不管穿什麼服裝，不管其立場是什麼，起碼都對中華民族有自豪感。

香港人也是有這種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好香港的，要有這個自信心。香港過去的繁榮，主要是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幹出來的。中國人的智力不比外國人差，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不要總以為只有外國人才幹得好。要相信我們中國人自己是幹得好的。所謂香港人沒有信心問題，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見。目前中英談判的內容還沒有公佈，很多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政策不瞭解，他們一旦真正瞭解後，是會完全有信心的。我們對解決香港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是趙紫陽總理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的，是經過大會通過的，是很嚴肅的事。如果現在還有人談信心問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政府沒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談不上了。我們相信香港人能治好香港，不能繼續讓外國人統治，否則香港人也是決不會答應的。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問題。港人治港的標準必須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未來香港政府的主要成份是愛國者，當然也要容納別的人，還可以聘請外國人當顧問。什麼叫愛國者？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只要具備這些條件，不管他們相信資本主義，還是相信封建主義，甚至相信奴隸主義，都是愛國者。我們不要求他們都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

到１９９７年還有１３年，從現在起要逐步解決好過渡時期問題。在這過渡時期中，一是不要出現大的波動、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二是要創造條件，使香港人能順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為此作出努力。
　

行政長官發言全文8月 28 星期四 20:50 更新

以下為行政長官董建華(相關新聞 - 網站)今日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談早上深圳之行的發言全文（中文部分）：

各位，你們好。今早我到深圳出席深港西部通道的奠基儀式，正如我在典禮上指出，這項工程不單可以大大改善目前交通擁擠的情況，更重要的是會進一步推動大珠三角洲經濟區將來的發展，這條橋會起很正面、很積極的作用。

在典禮前後，我有很多時間與曾培炎副總理傾談過一連串問題，包括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的最新情況。曾副總理對香港經濟發展是樂觀的。他舉出兩個理由：第一是內地經濟發展相當好；其次美國經濟也開始好轉。所以香港經濟一定會受惠。

我很同意副總理這樣的看法。我們現在一定借着這個好勢頭，再加上內地與香港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的落實，尤其是旅遊的發展，大力推動香港經濟復蘇。所以我對香港的經濟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復蘇，我亦充滿信心。

我們亦談及大珠三角。副總理和我對這大珠三角，這個包括珠三角加香港和澳門，建立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經濟區域充滿信心。當然，要達到這個目標，確保港粵雙方的基建發展是十分重要的。興建西部通道是個很好開始。

在這方面，另一項重要的工程就是「港珠澳大橋」。副總理再次表示中央對這個項目是十分正面的。另外，他亦講明若香港和廣東省都同意要興建粵港高速鐵路，即我們稱「區域快綫」，中央亦會對這個項目很正面的支持。我非常感謝中央對這些項目的支持，我們會抓緊研究這幾方面的工作。

今天我也有機會與黃華華省長談到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往後的工作如何推動。你們知道我們成立了十五個小組，落實我們想做的工作亦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大家交換了意見。

總的來說，雖然我去深圳的時間不是太長，我覺得典禮及會談非常有意義。現在我樂意回答大家的提問。

記者：曾培炎副總理今天說到，如果香港需要進一步支援，中央會協助和支持，其實你有沒有再與曾副總理傾談過有沒有甚麼計劃需要中央的支持和協助？另一方面七月份的樓宇按揭貸款的數字上升了約三成，也是十個月以來的新高位，是否意味樓市已復甦了？

行政長官：我想我先答第二個問題。最近看到樓市活躍了，而數據讓我們看到有活力，但是我們始終在研究如何確保樓市的穩定，和希望可以穩步上升，因為樓市復蘇對於我們整個經濟太重要了。問題是複雜的，我們仍在研究。當然我們很高興看到現時的數據是向好方面的，至於你的第一個問題，我剛才也說過，譬如在鐵路方面也好，船方面也好，中央態度是很明顯的。個人旅遊方面，很快上海、北京會有個人旅遊，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帶動，推動香港經濟，這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們大家都看到中央對香港的關心，一直支持我們的。

記者：請問香港的基建一路落實下去，但今天有二十多名香港人在澳門做黑工，其實這反映了甚麼現象？你會有甚麼感受？

行政長官：當然我們是非常關心嚴重的失業情況，你可以看到我們從四月份至八月份這一段時間，政府推出了七萬二千個就業機會和培訓機會給大家；「沙士」使失業率特別惡化，政府正在做一系列的工作。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旅遊業正在上升，你也知道旅遊業是帶動就業最好的經濟動力，我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在未來六個月內可以看到失業率穩定下來，並且慢慢下降。

記者：除了內地開放「自由行」，有很多內地旅客來香港，有沒有探討香港成立人民幣離岸中心這個問題。有這麼多的遊客花費，香港多了很多人民幣如何處理呢？

行政長官：近期我也說過，早前我在北京訪問時，溫總理接見我時，我們談過這個問題，溫總理也說過他亦同意，若果環境成熟時會優先給予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另外，在現時正積極研究，使到香港的銀行能夠做個人的人民幣業務，包括信用卡、匯款、存款等，這些項目我們正在積極推動。當然我亦看到多了旅客來香港，將來在香港的人民幣每日的流通量會增加，這方面中央政府與我們會一起商量一個可行的辦法來處理。

記者：董先生，你除了與曾培炎副總理談過經濟的問題外，有沒有談過政治的問題，香港最新的局勢發展，及最近有報章報道領導人對你有點微言。在今天見面時，他有沒有任何信息傳達給你呢？

行政長官：首先，沒有微言。第二點，我想再說一說，就是我們談的主要是經濟方面，因為曾副總理最關心的，亦是他範圍內的是經濟、發展方面的事，尤其是對基建方面，他是特別關心。

記者：我想問內地很多遊客來香港，之前政府有個計劃，房屋署那邊說居屋變酒店，但好似有地產商說了後，政府的態度沒有那麼積極，亦都沒有做甚麼大宣傳，是否態度有變呢？可以講講嗎？

行政長官：我們由頭到尾的態度都是說，政府不想干預市場，但是有時市場受到突然間需求而增長得太快，政府會看看有甚麼可以做，不是想去干預市場，但想市場不要太過熱，是這樣的想法。關於那個項目大概是七百幾個單位，數字不是很大，是試驗性質，我由頭到尾都是這樣講的，這個項目我們是仍然行着的，會一直行下去。當然亦有很多程序要經過，包括房委會怎樣去向前行呢？第二點，無論怎樣做都要靠旅遊業界參與才行，我們會繼續朝這個方向行，由頭到尾都是這樣講。

記者：董先生你好，最近民調看到，無論你個人又好，特區政府又好，民望是在上升之中，但最近無論唐英年(相關新聞 - 網站)，或曾俊華局長，都講到過去五年，有些政策似乎比較急，亦都覺得政府不應津貼個別行業，對這些反思你怎樣看，和怎樣向前看？

行政長官：民意好，只不過是一個鼓勵，第一，絕對不可以自滿，第二點要提醒自己要更加努力才是。我們經常在反思，尤其是經過七一之後，更加要反思所有政策，哪些對，哪些不對，這樣自己才會有進步，對否？

記者：想問七一之後，已有很多措施出來，經濟方面，中央亦都很多措施幫了我們，但七一遊行，另一個訴求是政治方面，這方面是否會因民望上升，經濟有些好措施出來，各方面便不會做呢？

行政長官：其實你看到我們做的，當然以經濟為主，社會訴求是這樣的。在管治方面，我們亦一直正在做很多東西，檢討自己的管治作風、六年的得失、問責制的得失，我們所有方面都在檢討，有些做得好的怎樣做得更好，做得不好的怎樣去更正呢？未來一段時間，在很多方面，政治方面的，我都會很積極去研究，不會停下來，但在目前，市民的訴求是希望搞好經濟，所以我們很集中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也不會疏忽，多謝你們。

立法會審議《國安條例》草案委員會昨天出現「非典型」情況，由於民主派議員選擇出席大律師公會主辦的廿三條法律研討會，故委員會在民主派人士缺席下，只用了八小時完成整個政府修訂案的逐條審議過程。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結束民主黨的「拉布」策略。

《基本法》廿三條修訂案昨天突然在「民主派」大部分缺席下，順利通過。會議結束前，與會議員為免民主黨「翻案」，民建聯主席曾鈺成更提出動議，證明是次會議已完成逐條審議過程，除下次會議要跟進的條文外，不可再進行逐條審議過程。結果動議在民主黨議員單仲偕提早離場下，以十九票一致通過。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於會後表示，很高興會議經過八小時後能順暢地完成逐條審議過程。他認為每個人均有立場，不過若有人故意拖慢會議，便不是審議法案應有的態度。至於用表決方式證明完成逐條審議過程是否不尋常，他表示這個法案委員會用了這麼多時間討論，本身已是不尋常，為免民主派議員爭拗，才會有議員提出動議。

缺席會議的獨立議員余若薇，對於委員會短時間完成審議不感意外，她認為出席的議員並無真正審議條文。民主黨議員李柱銘認為，參與研討會比出席會議更有用。法律界議員吳靄儀指出公聽會時各團體只有五分鐘發言，但研討會中各法律專家可暢所欲言，她可聽到更多意見。

而在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勞工界議員梁富華認為原先的條文已很寬鬆，若再在煽動叛亂條文中加入「故意」字眼，要證明煽動者有意圖犯罪，便很難檢控，「與沒有條文沒分別」。不過由於議員提修訂須分組點票，故他不打算提出修訂刪除故意字眼，但可能對此修訂投反對票。

另外，警務處長曾蔭培昨夜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正與「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遊行」的召集人商討活動細節，但遊行隊伍是否能直達政府總部，須交行政署決定，相信很快會有回覆。他強調，警方一定不會反對遊行。他又引述主辦單位估計，屆時有數萬人參與遊行，警方會安排遊行人士分批出發，以免阻塞交通﹔並稱根據以往的經驗，遊行通常和平進行，警方亦會保持克制。

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湯顯明指出，每年都有數以百計遊行活動，無日無之，而市民公開發表意見是受法律保障。他強調市民參加遊行活動，屬《公安條例》範疇，與廿三條無關，故不會被廿三條立法影響。

講師：杜導斌
我為大陸在香港民主運動面前的沈默感到羞愧！

12月15日，香港宗教、法律、教育、工人、媒體等各界40多個民間團
體共60，000餘民眾走上街頭，舉行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大遊
行，陣容之大，為近10餘年來所罕見。加拿大華裔率先響應。當地時
間14日下午2點，多倫多400多人遊行，聲援港人的訴求。同一天，除
多倫多之外，在加拿大華人最集中的溫哥華及蒙特利爾這兩個城市也
舉行了遊行。港府的立法決定引起了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各大媒體均
強烈批評第23條立法對香港新聞自由的戕害。當地時間17日，31名流
亡海外的中國異議知識份子在一份聲明上簽名，堅決支持香港人民的
這一維權正義舉動。

英國、美國和聯合國對最近香港發生的事態表示了高度關切。「英國
駐港總領事館發表聲明，認為23條立法是97年後港府制訂最敏感的一
條法例，並指出香港的優勢在於維護法治、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港
府有責任確保此一權利和自由。聲明並強調，英國將持續密切注意香
港社會對立法的討論及條例通過後的執行情況。英國外相並曾表示，
香港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已是『英國外交事務頭號議程之一』，並強
調英國有責任確保《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人權自由不被削弱。美
國方面，國務院發表聲明，指第23條立法建議已引起港人及國際社會
極度關切……聲明並強調美國將致力保存香港擁有最大程度的自治。
聯合國也敦促港府就第23條立法應符合國際人權公約。聯合國人權事
務官員表示，對於第23條立法可能削弱香港人權自由深表關切，將會
密切留意後續可能引起的爭議」（摘自台灣記者曾淳良特稿）。

然而，與此同時，大陸對同國、同文、同種的同胞們的命運卻保持著
可恥的緘默。受掌控的各大報刊隻字不提是沒辦法的事，讓人不堪忍
受的是網際對此事表現出的淡漠。大陸知識份子除零零星星有幾個人
表示支持港人外，大多數人至今不發一辭，袖手事外。人們難道忘
了﹕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
　　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
　　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
　　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新教教徒；最
　　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事件起因

北京官方早在1990年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中「安裝了一個特洛伊木馬」，就是第23條。這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
　　繫。」

大概是考慮到香港回歸未久，人心思穩，在欽差大臣董建華的第一個
5年任期中，北京埋下的這個禍根一直引而未發。因此，在這個5年
內，雖然「中共對香港的專制滲透有增無減，雖然遭到廣大香港人民
的抵制和反對，但是香港還是與大陸越來越一樣了」（于浩成先生
語），但為了給國際社會、特別是給台灣的統一派做一個「民主
秀」，香港的自由度還是得到相當保障。比如香港還有一些民主刊物
和報紙，如《爭鳴》、《動向》、《前哨》等，香港民主黨，「支聯
會」等民主團體每年可以舉辦一些紀念「6．4」等呼籲民主自由的活
動，法輪功也能在香港活動。

然而，香港殘存的自由民主，使對專制獨裁習慣成自然的北京感到如
鯁在喉，「每年一次春夏之交點燃在維多利亞廣場上的那片燭光，它
在多大程度上感動了世界，也在多大程度上激怒了北京」（任不寐
語）。在16大完成新老交替後，北京終於取下溫情脈脈的面具，由北
京選舉出來的特首董建華出面，搞了一個落實23條的立法草案，欲在
香港確立反顛覆法。本來，港府立法是正常公務，但是，有四個因素
卻使得這項立法成為香港社會嚴重分裂的導火索。這四項因素即是﹕

（一）立法草案內容與北京唱一個調，違背了「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原則，「一旦立法成功，香港政府很容易鎮壓一些民主
　　　人士，自由人士和宗教人士」，不僅許多香港民間團體將可能
　　　成為非法組織，許多國際駐港組織無存身之地，而且今後一些
　　　批評北京及港府政策的記者都可能時刻面臨牢獄之災。草案直
　　　接威脅到香港多元社會中相當一部份人的人身安全，逼使他們
　　　只得奮起抵制。
（二）立法程序有失透明。這種影響面廣、直接涉及公民人權的法
　　　律，按照香港立法的正常程序，應該先做成草案白皮書，即把
　　　立法草案做成一份詳盡的咨詢文件，先行提供給民眾閱讀，讓
　　　市民充分討論，充分咨詢民意，然後提交立法機關。但港府大
　　　概考慮到23條立法不得人心，只是作一般的咨詢，而且限定很
　　　短的一個時間，準備刊憲後以藍皮書草案快速提交立法會。民
　　　眾對這種獨裁的作法尤其不滿。
（三）立法會中北京指定的議員加上親董議員佔多數。港人對這樣無
　　　民意基礎的立法機關根本信不過。一旦草案實時進入立法程
　　　序，恐怕很快就會通過，民間反對力量只得採取非常手段大聲
　　　疾呼以表達抗議。
（四）董建華是北京操縱選舉的結果，其榮辱利害不與港人共，而與
　　　北京共，港人普遍對他不滿。此前即不斷有輿論批評董建華把
　　　英國管治時留下來的比較健全的文官制度改為高官責任制、加
　　　大香港行政及特首的權力等舉措是香港的倒退，指責董是傀
　　　儡、馬前卒，為了一己的榮華不惜出賣港人利益。由這樣一個
　　　缺乏普信度的特首主政易犯眾怒的事，只會使眾人的怒火益發
　　　加大。

港眾不滿是有道理的

參與遊行的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曾發表聲明，說明反對23條立法的原因
是﹕「港府就顛覆、分裂國家、煽動叛亂等行為立法，會將中共‘以
國家安全為名，箝制言論自由為實’的做法引進香港，剝奪港人的人
權自由」。

美國西東大學亞洲研究所楊力宇教授這樣看待23條立法的後果﹕「首
先香港的經濟將雪上加霜，因為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的，亞洲金融中
心的地位將削弱；二，23條立法通過將導致『一國兩制』的破產，這
樣香港經濟就沒有復蘇的可能；三，23條將使香港大陸化，台港交流
困難，台灣人民更抗拒統一」。

中國法學專家于浩成先生認為﹕「如果23條成立，那就等於說香港的
『一國兩制』不存在了，香港的民主自由不存在了」。從此港府對
「民主團體和宗教團體的鎮壓和取締就是『合情合理』『名正言順』
了。23條法律條文中措辭含糊，這些都會為日後利用23條打壓異見提
供合法性。它其中還有一條，『禁止與外國政治性組織聯繫』，這等
於變相的講在大陸不允許的在香港也不能被允許，從這個意義上講，
23條是在為中共的專制在香港取得合法性鋪平道路」。

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們也指出﹕23條立法「將使香港人民的基本權利
受到很大侵犯，警察的權利會大大加強，對顛覆罪的確認也將使香港
未來同中國大陸一樣，司法機關、警察、安全部門既是原告又是仲裁
者」，「顛覆法雖然世界各國都有，但是中國實際上是把對政府的批
評、反對、譴責都當作了顛覆」，人們擔心第23條立法之後，將對一
些國際組織在香港的辦事處直接產生衝擊。「因為第23條中有條款把
那些同國內未經批准的組織和個人，以及同國際組織進行的交流溝通
都定為顛覆國家之列」。

由於《基本法》是在1997前的倒計時狀態下匆促通過的，也是在北京
的主導下通過的，在香港並無民意認同的基礎。法律是民眾約束自我
的契約，沒有民意支持的法律嚴格說來根本不是什麼法律，更沒有實
施的價值。此次反23條示威遊行已經為這一點作了最好的說明。並
且，第23條與《基本法》第2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和第3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
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本身就是自
相矛盾，遵行23條，必定對實現另外兩條賦予的權利有妨害。港人有
充足的道理反對23條立法。

我們應該為香港做些什麼？

60，000人大遊行之後，北京安插在香港的勢力為了抗衡反對的聲音，
一邊威脅利誘公務員和學生上街遊行表示支持立法，一邊大肆宣揚所
謂的愛國主義，散佈「反對立法就是叛國，支持立法就是愛國」的謬
論，混淆中央政府與中國兩個概念，希望「喚醒」人們的愚忠，得到
部份盲從。在此，我要特別指出，與專制沆瀣一氣、拿自己的良心換
取升官發財者，決不是愛國者。奮起反對不義的政府，才是真愛國主
義。一個世紀前，孫中山及其同盟會友人為了愛國主義而反抗清廷，
百年後，中國良知未泯的人們難道不如前輩嗎？

當此自由香港的危難之際，我認為，我們大陸的朋友們應盡自己所能
給予幫助，要積極向身邊的人、特別是向有一定影響的人們介紹從網
上得到的消息，闡明自由香港對未來中國自由民主的「橋頭堡」意
義，為香港的人權組織爭取盡可能多的朋友。同時，大家應該到各大
城市的門戶網站上，多多張帖聲援香港的帖子，發起相關的討論，吸
引更多人們的注意，並盡可能把這樣的帖子貼在台灣、新加坡和海外
網站上，重點是香港的網站上，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立，堅定港人
的信心，鼓舞港人的士氣，壯大反對的力量，迫使港府在立法問題上
撤退或至少達到「白」箱操作。同時，如果可能，分頭簽名，並把自
己的簽名寄給香港和海外的報刊雜誌。對那些靠出賣港人利益者如董
建華之輩，則要揭出他們的老底，用唾沫淹死他們。（2002年12月21
日）

高群耀掛冠而去之後，1992年落戶北京的微軟中國公司已經是四易總
裁，榮獲「ＣＥＯ的滑鐵盧」美譽。這個總裁的位置為何成為火山
口？今年走馬上任的唐駿在接受《南風窗》記者採訪時說﹕「微軟
（中國）以前的美國方式肯定不行，不接受中國的傳統肯定不行……
比如，在美國，微軟與政府部門是『平級關係』，我是你的納稅人。
但在中國，不能按這種姿態，因為這是政府統一領導下進行的計劃與
市場。你是我的領導，我是來聽指示的，這才是真正的一種交流方式
……對於信息產業部、計委、科技部、北京市、各個省的政府都是這
樣。領導的話要聽，領導凌駕於你之上是應該的。」唐先生「自願」
接受領導是為了上百億美元的巨額利潤。中國那些拿錢把黨和政府養
起養肥的納稅人圖個什麼？

誰是凌駕於我們之上的領導？民眾沒有認可的人、沒有同意的事，為
何在這個國家能大行其道貌岸然？一紙違反自然法的、失去了民意基
礎的憲法，就能保證共產黨永久領導中國的不平等地位合法嗎？任何
無視民意的領導都不過是「竊國者侯」！

全體加盟中國的香港民眾，接受不是他們選舉的中央政府的領導，圖
個什麼？無論從自然法、還是從民意的視角看待1990年4月4日頒佈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3條，都只能得出「它
違背了政治文明的方向」的結論。本月17日中國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聯絡辦公室主任高祀仁，就引起爭議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問題所發
表的談話，簡直是連基本法律常識都不懂的胡言亂語！第23條這樣的
立法能「使香港的法治更加健全完善，這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嗎？這
樣的法所帶來的絕不是法治，而只能是「非法之治」！扼殺自由的法
律愈是「健全完善」，「社會進步的表現」只能愈發糟糕！

只要中央人民政府一天不是民選的，不僅香港、包括大陸民眾，就一
天有權顛覆和煽動顛覆！我們不歡迎「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因為這
個領導強姦了、褻瀆了我們的天賦權利。香港不僅不應該立法「禁止
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而且應
該以法律的形式支持和鼓勵「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進行政治活動」，因為，這樣有益於這個古老的國家早日擺脫專
制魔爪！不僅不應該立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而且應該立法支持和保護建
立這種聯繫，因為，這是他們的自由，支持和保護他們的活動就是支
持和保護自由！

香港應該永遠記住2002年12月15日這一天！中國應該永遠記住2002年
12月15日這一天！數萬香港人走上街頭的行為，是香港的榮譽，是中
國的希望！請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在簽名運動中加上我的名字。我
將為自己能間接參與這一活動而自豪！

香港的法律是香港人民的法律，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中央以保
障「一代、二代、三代……以至萬代」的權欲、左右香港立法的行
為，是極為「強姦民意」的。錢其琛說「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反對這
項立法」。在我看來，只有心中有鬼的人才反對香港按自己的意志立
法！有鬼的人不是香港民間人權組織，恰恰是以香港人民領導自居的
中共中央。

受中共政權控制的香港董建華政府提出《基本法》23條立法，引起國
際社會一片嘩然。明目人都非常清楚，提出這條立法，不是董建華或
梁振英等香港其他左派人士。真正的幕後操縱者是北京的中共政權。
而北京政權立這法的目的在於﹕分化香港民心、扼殺香港民主自由、
全面控制操縱香港社會。

北京共產政權覬覦香港之野心已久。早在上世紀50年代、它奪取政權
後，就一直打著吞食、赤化香港的如意算盤。97年它取得香港之前，
就以新華社香港分社做為盾牌，遮掩人目，一方面派遣了大量從各部
門抽調（包括國安、三辦、總參、工會、新聞、婦聯、青聯港澳台
辦、政府等）的黨員幹部，用單程證進入香港，有組織、有預謀地分
化香港社會，拉攏無知市民支持他們扶植的左派政黨組織。另一方面
收買香港極少數公務員，剌探和竊取港英當局情報。

我因工作關係，有幸接觸過多名從內地派往香港「工作」的中共幹
部。有一名曾掛職於新華社香港分社的幹部對我說，他在香港工作了
7年，一直是搞基層「工作」。他們這個部門的人員分佈在香港各個
角落，「工作」主要職責，就是分化香港市民階層，動員他們投票支
持民建聯這個親共政黨，反制香港民主黨。他們把觸角伸入到各街道
社區、同鄉會、商會、工會等民間組織團體。內地這些人員來港之
前，專門學習了共產黨取得政權前在國民黨白區動員組織民眾（即工
農運動）的成功經驗。用以前對付蔣介石的手法對付港英當局。他們
要確保「回歸」之後，香港是共產黨的香港，至少是操縱控制在中共
政權之下的香港。香港再不能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前沿、反共的基
地。

這些人均持有香港居留證。他們以商人、打工仔、學者、公務員等身
分，出現在香港社會各階層中。他們會不擇手段將朋友、同鄉、同
事、同學或生意上往來等關係，一層一層地進行引誘拉攏，盡可能讓
在香港認識的人，都拉到左派一邊去。

去年我到香港，在街上偶遇一舊日的朋友。原來他也是中共派去「工
作」的，已在港多年，連家眷也來港居住。他說現已是國安的人，在
港是搞秘密「工作」，連原來的姓名也改了，工作單位、住址都是保
密的，對任何人都不能說。對外，他的頭銜是某公司的經理，可實際
上他幹的是另外一種勾當。

在香港的中共幹部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只有北京的中共政權清
楚。現階段香港的實際情況如何呢？部份市民受到不實宣傳和挑撥離
間，逐漸靠攏中共扶植的傀儡黨派一邊；不少商人受不起中共政權各
種投資優惠的利誘，不顧良心投向共產黨的懷抱；相當部份傳媒機構
的股權或明或暗控制在中共政權手中。原主宰香港社會的民主力量
──香港民主黨──，現在只有節節敗退。香港社會在褪化，正在走
向墮落。香港的民主自由將成空談。

「6．4」之後，香港支聯會等民主進步團體年年組織市民搞大規模的
遊行紀念活動。這幾年加上經濟不景，各界人士示威不斷，還有保釣
運動、法輪功靜坐等，弄得香港政府焦頭爛額。更由於近年國內貪污
腐化現象日趨嚴重、下崗失業人員日益增多、貧富不公等引發社會各
種矛盾激化、各地民眾示威不斷，江老爺頭痛不已。

北京背後縱容董建華政府23條立法，實際上是從維護中共搖搖欲墜的
專制政權出發，企圖扼殺自由民主的香港。香港乃彈丸之地，跟大中
國相比，僅如一沙粒而已，何來能力「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人民政府」？香港開埠百年，未有此法，也從未聽到過有煽
動叛亂、顛覆政府之舉。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共縱容董建華政府
23條立法，其用心是十分險惡的。屆時，港人集會紀念「6．4」或爭
取權益遊行示威、港傳媒批評中共政權，香港政府都可以借此法律予
以扼殺。軟刀子殺人，中共政權何其毒也。

故與其說是香港人可能顛覆中央政府，倒不如說是中央政府正要顛覆
香港。

德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尼采說過：“記憶能把一個民族殺死。”然而，在九十年代即將走完最後兩年的此刻，一個更貼切的說法可能是：“被精英所攥寫的記憶，能殺死一個民族的精神活力。”毫無疑問，中國自從一九八九年以來至今，無論是在經濟社會領域，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變化，都是非常巨大的。而一九八九年事件是如何影響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九十年代的發展進程，自然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又取決于如何分析解說一九八九年事件。

遺憾的是，直到今天，對這些問題，在海內外都沒有能夠展開深入和有見地的探討。在海外，有關所謂“六四”的評論、研究不可謂不多，然而，絕大多數這些評論、研究，其意識形態取向，都仿佛是被定格在“柏林牆倒塌”、“歷史的終結”那一時刻，其認識框架、語言詞匯也被凝固在一種簡單粗陋的思維定式乃至膚淺庸俗的反共說教之中。這些評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將西方大資本控制的主流傳媒中所布道的“全球民主化浪潮”、“資本主義的凱旋”的福音在局部微觀層次加以解說而已。這個福音最基本的信息就是：全世界都在朝著一個目標運動，這就是以美國為榜樣的“自由市場”和“多黨民主”這一對美妙無比的制度搭配，特別是“共產極權”制度下的人民，從中國、蘇聯、東歐到尼加拉瓜，都在苦苦地追求著這個人間天堂。當然，在對這個福音的頂禮摩拜的絕對一致之下，有關“六四”的解說也存在著一些爭論，比如：有關“錯誤在于沒有見好就收”，“學生領袖對流血負多大責任？”等等問題。這些爭論，并不對有關“民主化浪潮”福音提出任何疑問，相反，全部輿論的注意力集中于這些爭論這件事本身，更使得該福音成為不容質疑的絕對真理。真正有意義的爭論，真正能夠挑戰和質疑西方主流傳媒所主導的輿論的嘗試，被擠出了爭論場地。

在中國國內，這個問題牽涉到一些重大的政治決策，事關社會安定，展開討論非常困難。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有必要不受外國和海外勢力的干涉和壓力。然而，遺憾的是，中國國內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分析結論和輿論導向，沒有能夠充分抵制和反擊國外敵對勢力的宣傳、干涉和以此施加壓力的企圖。而所以如此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至今未能夠取得一個深入細致和全局性的分析和總結，從而得出深刻的經驗教訓，相反，現有的分析結論，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鏡像地映照了西方統治層和主流輿論的對此事件的論斷：社會騷動情緒的最主要激勵根源，被追溯到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的影響，即“資產階級自由化風潮”，這也是西方主流輿論中“民主化浪潮”、“自由的福音”的同義語。這從表面上看也許有几分奇怪：觀點對立中的雙方，竟在一些最基本的范疇上保持一致：即將群眾、民主、自由這些富有活力的概念與西方制度和思想聯系在一起，而與此相對立的那些保守和死氣沉沉的概念，如秩序、穩定、鎮壓，則與中國政府聯系在一起。正因為在分析和結論上的被動、保守特點，在思想深層對西方統治層的說教的默許和實際上的屈服，才導致了西方敵對勢力能夠抓住這個問題窮追猛打，并不斷強化和擴散其神話，而中國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則始終處于道義和輿論上的劣勢。

無論哪一種官方說法，盡管表面上針鋒相對，卻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思考方式，那就是根本無視群眾，完全缺乏對群眾的分析。這種思考方式，首先就反映在對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各種稱呼上。“六四”很快就成為這次事件的代稱，并被普遍接受，它集中地反映出“只見精英、不見群眾”的偏見：它完全忽視在此前一個多月間、在全國各地都發生了的各種民眾請愿、抗議，忽視這些請愿、抗議中各種傾向、各種性質的混雜，而單單注目于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戲劇性場景，因為這一幕場景最不含糊地象征著一個簡單易懂的解說：以西方自由福音武裝起來的一些年輕的殉教徒，面對共產極權的鐵腕。這也是西方統治層要讓世人記住的有關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唯一一種解說。這一解說，在西方主流媒體的用語中更露骨地表現出來：從一開始，學生的抗議活動就被稱為“親民主運動”（pro-democracymovement），這的確是一個奇妙的詞匯，它強烈地暗示：這次運動是“親善”某一政治制度和思想的運動，這被“親善”的對象，當然是“民主”的西方。這是本文拒絕使用“六四”或“民主運動”之類詞匯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針對各種官方解說的缺陷，試圖提出一個超越西方“民主化浪潮”神話、關注群眾的角色和作用的解說，以此來作為一種真正地站在民主、人權、批判帝國主義的人民立場上來分析探討一九八九年事件的嘗試。這個嘗試將從以下几個方面入手：“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文化帝國主義與后現代境況﹔以及一九八九年事件對中國九十年代發展進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

中國改革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大量引進西方的思想觀念，并將其作為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這期間，几位美國學者著作，包括托夫勒的《未來的震蕩》、《第三次浪潮》、納斯比特的《大趨勢》、貝爾的《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等，被翻譯出版，并廣為傳播。容易看出，在“未來學”的花哨招牌下，這些著作的內容，實際上是已經相當陳舊的“現代化理論”，它們強調新技朮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巨大轉變作用，并認為新技朮和新產業革命將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于“意識形態終結”的“后工業社會”。盡管這和后來中國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還有很大距離，但無疑這是為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成熟作准備的啟蒙運動。這次啟蒙運動的文化結晶就是電視片《河殤》，它把“現代化”意識形態推向了荒謬的極端。也就在《河殤》出現的同時，“新自由主義”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萌芽也開始出現，這就是政治上的“新權威主義”理論，和經濟領域中以“價格闖關”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出台。

“新權威主義”既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邏輯結果（這在托夫勒、貝爾的舊版“現代化”理論中還較為模糊，在杭庭頓的新版“現代化”理論中就明確無誤了），也是為改革出謀划策的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精英的敏銳自覺。一方面當時的改革已經給社會“帶來驚人的社會禍患，包括社會腐敗、物價飛漲和一片混亂”，另一方面改革精英們發現，在拉美和東南亞國家，“政變產生的、長期執政的個人獨裁者，能有效地同不發達狀態作斗爭，并且獲得了經濟和社會的進步”，“新權威主義可以說是在創造‘看不見的手’的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看得見的手’”。這就點出了從“現代化”意識形態到“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關鍵聯接：“以強有力的鐵腕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行“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市場化趨同”。

中國的經濟改革有一個從參照東歐模式到明確效仿“四小龍”模式，再到全面擁抱里根－撒切爾的“自由市場神學”的漸進發展趨勢。而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和政策被正式引進的時刻。這些政策在中國的實施，也產生了“新自由主義”改革“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會效應，引發了社會關系的顯著變化，這就是階級的兩極分化，社會沖突的激化。

一九八四年起國營企業實行承包制的改革，帶來暫時的、局部的效益提高，卻深刻地改變了國企內部的階級關系，導致工人和經理層之間的矛盾激化。多數職工感到主人翁地位下降，感到自己變為承包者的雇佣對象。據中華全國總工會一九八八年對17個城市400多個企業的21萬職工所作的勞動積極性調查顯示，“國營企業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萬職工中認為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的只占12%。”

一九八五年價格雙軌制改革開始實施，引發了所謂第一次“經商熱”。據學者研究，在這次“經商熱”中，產生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第三代富翁”，也是暴發程度最囂張的一代致富者。“這些人中不少是和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者，有的人本人原就是政府官員。他們‘下海’的時間雖晚于前兩代富翁，但由于他們能憑借權力資本，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僅1988年，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之巨，其中70％流入私囊”。黨政機關經商、“權力轉化為商品”的現象，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几年里愈演愈烈，各類“公司”以每年10萬以上的速度遞增。一九八五年，全國有各類公司大約三十二萬家，它們大多數是無人員、無資金、無設備、買空賣空的皮包公司。經一年多整頓，到八六年還有十七萬家。到了八八年六月，又陡增至四十萬家。而且這一次“大量是官辦公司。僅國務院各部委開辦的公司就有700多家。這就是所謂的第二次‘經商熱’的源頭。”一時間“官商、官倒”的腐敗成為民眾不滿的焦點。

從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最具有“新自由主義”特色的“價格非管制化”（pricederegulation），亦即中國特色的“價格放開”出台了。當時政府表示，物價關非闖不可，不能前怕狼后怕虎。這一措施也為社會的一般性無序混亂，與后來市民的有序的、有訴求的集體行動搭好了舞台。首先，創價格關導致惡性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從一九八四年的2.7%，上升到一九八七年的7.3%，再上升到一九八八年31％的飛漲高度。物價上漲導致城市居民擁擠到銀行去提款，并掀起大規模的搶購風潮。一九八八年五月，四種副食品（肉、蛋、菜、白糖）的價格放開后，在短期內猛增了60％。這些對普通人的心理和生活水平的嚴重沖擊是顯而易見的。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受物價影響，八七年全國有21％的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實際收入下降。一位西方記者報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毛澤東時代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感。它們回憶在毛澤東治國的二十七年中，從未提高物價。”

應該指出，糧油等生活必須品的漲價通常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標准保留節目，它在世界各地實施后所引發的所謂“食品騷亂”也同樣是和“新自由主義”改革形影不離的保留節目。它之所以有如此穩定的因果效應，正是因為“價格非管制化”所波及到的人口是如此之廣，對人們每日生活的影響是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它又使“價格開放”－－本來是階級之間的財富再分配所造成的社會不滿的矛頭全部指向推行該政策的政府，使矛盾集中和激化。

這里，應對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學生略作分析。作為一個社會階層，大專院校學生受上述沖擊的影響比較來說是相對小的。然而，學生在中國近代歷史傳統中是社會政治事務的熱切關心者和積極參與者，他們富于“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同時熱情沖動，敢想敢干。在對于“新自由主義”改革所引發的社會分化與社會矛盾的認識方面，學生具有二重性和不徹底性：一方面，它們深受精英知識分子的影響，“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思維定式在他們當中普遍流行，另一方面，中國革命傳統中特有的價值和語言仍然具有一定的影響，比如：同情關心受壓迫者，關心國家大事，特別是那些屬于毛澤東的遺產，如受壓迫者造反有理，青年是國家的希望，行使大民主手段等，在學生的有意識與無意識中，在自覺與不自覺的語言和行為習慣中都廣泛潛在。

在一九八九年前夕，“自由主義”改革所造成的沖擊也間接地影響著學生的切身利益：由于社會治安的混亂，北京外經貿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因學生被害而引發學潮。當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來到時，在“新自由主義”改革進退維谷、民眾情緒普遍騷動的情況下，學生成為首先發難者。即使如此，學生的集體行動在最初的一個月，并未表現出在“新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制度等大的問題上的一致的或明確態度，其熱情沖動有余，理性綱領不足，學潮的政治態度，還完全有賴于和其他政治勢力的互動，以及受其他政治勢力的引導。

相比之下，對學生表示同情、隨后參加到抗議行動中來的廣大的“群眾”，即市民、機關工作人員、一部分工人等，他們受“自由主義”改革的沖擊要大一些，對改革的怨言也多一些。這部分群眾除了痛恨腐敗，也反對改革帶來的通貨膨脹，反對“不三不四的人發財”，在一定程度上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有所不滿，在情緒上對改革前時代有所懷念。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部分群眾中，新中國的傳統價值更強烈一些：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友愛關系，社會公正，基本生活保障，等等。他們借以喧泄不滿的符號手段，也沒有象學生那樣熱衷于民主、自由等概念，而是運用他們更為熟悉的毛澤東、周恩來，以及“人民”、“公仆”等傳統社會主義范疇。這部分群眾上街游行的時間表也和學生、知識分子“精英”、西方記者或煽動者的活動時間表完全不同：在北京，他們的活動集中在五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九日那几天，也恰恰在那几天，國家主要傳媒對群眾的活動是加以正面報道的。而在此后“動亂精英”最活躍地向西方表演獻媚的那個階段，早已經沒有這部分群眾參加了。當然，最重要的是，這部分群眾的不滿呼聲是根本合理的，將這部分群眾和學生或其他社會團體相混淆，將這部分群眾的訴求和那些公開攻擊社會主義、要求進行資產階級改革的訴求相提并論，就是喪失最起碼的階級分析，喪失最起碼的階級立場，也就喪失了正確分析和總結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視角。

最後，對于被稱為“動亂精英”的團體，這里只需指出：這部分“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與“新自由主義”改革精英不僅在思想面貌、價值觀念和社會聯系上完全相同，實際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群人。盡管他們有不同的派系，他們對“新權威主義”有貌似不同的觀點，對“全盤西化”的速度和步驟有不同想法，但他們是完全團結在向“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市場化趨同”的旗幟下的。一些熱衷于“新權威主義”的精英們，如趙紫陽、陳一咨之流，在于他們有利的情形下，會拾起“民主”的詞令，加入到普通人群中去，當然，當這些精英一朝得勢，就會毫不留情地開始實踐他們的“新權威主義”理論，俄國的“新沙皇”葉利欽就是一位最好的榜樣。

象趙紫陽、陳一咨和葉利欽這樣的權威主義精英對民主和群眾的機會主義態度，最明確無誤地暴露了“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場”這一對制度搭配的內在不可兼容性。他們上台，才真正需要以鐵腕乃至血腥手段推行他們的“自由市場”改革。在一九八九年的情況下，他們之所以能夠利用群眾，大多因為群眾尚沒有形成自我組織能力，沒有形成有覺悟、有遠見的領導，去真正明確自己的利益、分清自己陣營內部的訴求上的分歧，從而划分出新的陣營﹔從另一方面講，也是由于和資產階級精英作斗爭的進步力量嚴重地和群眾脫節所造成。這就是下一節所要討論的問題。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

自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從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中認真吸取教訓，在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問題上，突破了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經驗，進行了獨立的、艱辛的也富有成效的大膽創新，這也是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獨一無二的。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回憶道：“從1956年下半年起，我們一些地區接連出現了不安定的苗頭。據不完全統計，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數十起罷工、請愿事件，每起人數一般有十多人至數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約一萬多人﹔有几十個城市發生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愿事件，也共有一萬多人﹔……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的講話中指出：‘發生人民鬧事的原因有這么一些：有些是因為我們在政治上或在經濟上犯了錯誤，犯錯誤的原因無非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這些東西。不要都講是反革命。’稍后，又指出：‘這些鬧事不能夠說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我們不會領導。’少奇同志也說：‘人民群眾起來鬧事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然而，當時許多黨員和干部卻認為，‘好人不鬧事，鬧事沒好人’，‘凡是與政府鬧事的就是敵我矛盾’。基于這樣的認識，他們對人民群眾的鬧事：一是‘怕’﹔二是‘簡單處理’，即采取壓制和壓服的辦法，動輒批判斗爭、開除，甚至動用武力。”[11]

提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這一全新的、復雜的問題，主要是針對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的完全錯誤的、十分有害的簡單化認識和處理。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在蘇聯已經消滅了階級，階級斗爭也因此在蘇聯土地上基本消失。當然，在國內還存在敵對階級的殘余分子，在國外還存在著帝國主義的威脅，因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任何尚存在的矛盾，也都是由于這兩種因素，對付的辦法就是采用國家機器的鎮壓。[12]

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對發生在社會主義波蘭和匈牙利的暴亂事件非常關注，在一九五六年末的二十天內召開了十四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有關問題。[13]中共領導人也并沒有僅僅把對問題的認識停留在“維護社會穩定”的層次，而是上升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理論高度。毛澤東一再指出，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之一，就是“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拿對付敵人的辦法來對待人民”。劉少奇在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原因是匈牙利黨的錯誤引起的：該黨在執政后沒有“充分地發動群眾去進行階級斗爭，反對地主階級，反對資產階級”，事件發生后，匈牙利黨既沒有力量，又不能正確地對待群眾，當時黨的第一書記格羅大罵群眾是“法西斯”，把群眾當成敵人，再加上國內反革命分子和帝國主義分子的煽動和利用，使一部分人民群眾受了欺騙，于是人民群眾的游行示威就演變成對付政府的騷亂。[14]

甚至連波蘭共產黨領導人自己在總結波茲南事件時，也做出了類似的檢討，一九六五年七月波共召開七中全會時指出：“尋找事件的原因時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動者和帝國主義走狗的陰謀上去，那是錯誤的”，“極大部分的責任要歸中央和地方領導者的官僚主義和愚昧無知”﹔波茲南事件“証明在黨同人民各階層之間的關系方面存在著重大的錯誤”。[15]

這就是毛澤東的重大著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准備過程和國際國內背景。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對蘇聯馬克思主義提出兩條重大突破。其一，就是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其二，毛澤東指出，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還存在著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此外，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痺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對于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采取粗暴強制的方法，只能用細致的講理的方法。[16]

歸納地說，毛澤東對蘇聯經驗的突破創新在于：既對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矛盾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嚴重性給予了充分的估計，另一方面，又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易于混淆、有可能發生轉化等問題給予重視。相反，在斯大林和東歐領導人那里，既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長期存在著自身所特有的種種矛盾，不去重視和處理，而矛盾一旦暴發，則將全部問題歸罪于外部勢力的干涉破壞，采取粗暴的鎮壓手段，將混雜在一起的兩類矛盾作同等處理，甚至將一部分人民群眾也推向敵對勢力。而矛盾沖突的表象一旦過去，又回到過去拒不承認矛盾存在的心態，使得問題和矛盾繼續發展和惡化。

基于這種創新認識，中國人民在探索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制度創新方面，作了艱辛曲折的嘗試。這包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四大”群眾大民主手段，直到“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17]眾所周知，這些前所未有的嘗試有令人痛心的失誤，但問題在于：是站在不斷創新的立場，還是因循守舊的立場看待問題。一九七四年在四屆人大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與工人罷工的權利被正式寫進憲法，這不能不說是以種種失誤的代價所換取的歷史性進步。它的意義，絕對不在美國的權利法案的歷史意義之下。

值得深思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在這方面的思考方式和制度運作發生了向蘇聯和東歐的回歸：思想方面的矛盾斗爭不再被看作是不同階級利益之間的長期斗爭較量，而是政府官僚從上至下管理社會的一個“緊”與“松”的尺度，社會矛盾的斡旋和解決，不再被視為應由群眾自始至終直接參與的領域，而是在兩種極端狀態下往復：或是在“穩定壓倒一切”之下任矛盾發展惡化，或是在矛盾發展暴露到不得不去處理的時候，急迫之下重新祭起傳統的“階級斗爭”的語言符號（然而也僅僅是停留在它的語言符號的層面，而不是嚴肅當真地運用它的思想內核），依靠這種語言符號的法統權力，以簡單的行政強迫解決矛盾﹔在此之后，又要以新一輪的“寬松”來彌補上次鎮壓所造成的傷害，如此“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惡性循環，反復不已。

以“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這樣一個認識框架來考察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處理的得失，應是有所幫助的。上節已經分析了采取集體抗議行動的人群中的各種不同的、乃至完全相反的訴求和政治態度，本節將從時間發展順序上，以及政府和群眾之間的互動的角度進一步展開分析。

為了分析政府和群眾之間的互動，也有必要將政府一方的內部不同傾向稍加說明。在已有的很多材料中，都關注于所謂“常委中的兩種聲音”，即“支持動亂”的趙紫陽與反對動亂的其他領導同志之間的區別。然而，這里將主要指出另一種更基本的分歧：江澤民在慶祝國慶四十周年上的講話中指出：在對改革開放問題上，存在著的“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和民族獨立來換取別人的施舍”、“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這種主張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顯然，這種分歧也反映在一定時期內的政府領導人之中。趙紫陽在八十年代后期提出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沿海地區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主要是受早已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四小龍”模式的啟發。以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開放”、培養“親西方的力量”為目的的索羅斯基金會在一九八九年前夕主動和與趙紫陽關系密切的“四所一會”聯系合作，曾得到趙紫陽的同意。[18]

自然，這種過分依賴西方、依賴西方模式的改革戰略，為黨內的一些領導，特別是那些有很深厚的革命經歷的老同志所反對，他們對改革以來所出現的貧富兩極分化、黨內腐敗、西方思潮泛濫等問題憂心忡忡，對通貨膨脹、以權謀私等問題引發社會動亂的前景深感憂慮。

還應注意到，在政治精英層還存在有第三種主張，持有這種主張的大致是同一代人，具有相近的思考方式、年齡特點和成長經歷，他們的思想面貌與政治立場在署名“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的《蘇聯巨變之后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一文有較完整的表露。在思想哲學上，他們推崇基于“現實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新保守主義”，反對“激進主義”和“民粹情緒”﹔在對改革的態度上，他們反對趙紫陽、陳一咨等人的激進戰略，主張漸進地“走向現代經濟的新集中”，而這又被設想為一種“黨管財產經濟”，即“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在政治上，他們主張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并以“突出民族主義”來增強凝聚力。這派主張的最突出特點是對群眾反腐敗聲音的反感：“在建設時期不適當地強調階級斗爭，不善于運用法制的手段﹔比如盲目地發動各種形式的群眾運動，用群眾中的‘民粹主義’情緒來束縛黨的手腳﹔比如對現代化建設主要力量之一的知識分子的猜忌與輕視﹔比如几十年來形成的‘驕民政策’，對群眾只敢講廉政和勵政，不敢講嚴政，無形中縱容了懶漢和投機分子。……在平服社會不滿情緒方面，我們當然要做大量的工作，克服自身缺點，以贏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但這并不意味著向公眾許諾不現實的高標准。腐敗要反，但應向人民說明，必要的公務特權僅是完成國家職能的需要，必須保持，不可過份強調清教徒式的干部作風，更不可用階級斗爭的方式解決貪污腐敗問題。”這一派言論與上一節所提及的“和權力圈人物沾親帶故”的“第三代富翁”有多大聯系，尚需繼續研究﹔這派言論在一九八九年的政府決策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很清楚﹔但將這種思維方式引入到本文的分析對象中來，是有所啟發的。

毛澤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是他矛盾普遍存在論斷的一個具體實例。這里姑且把上面所描述的政治精英層的三種主張或言論派別分別簡稱為：“西化改革派”、“老革命家派”和“青年派”。

可以看出，在經濟改革問題上，“西化改革派”和自由化知識分子精英與“青年派”的分歧主要是步驟上和策略上的，而主要不在于最終的方向和目標。實際上在一八九年事件前夕，他們已經能夠在“新權威主義”的共識下團結一致。然而，他們在動亂問題上，觀點截然相反。

另一方面，抗議群眾中“反腐敗”的呼聲與市民中不滿改革所帶來的那些負面效果的情緒，和“老革命家”們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他們都感到改革搞得太快太猛、“有些政策過頭了”，等等。然而，另一方面，他們之間缺少最起碼的信任和勾通，特別是在對學生請愿和群眾游行問題上，他們的看法是對立的。

這里試圖說明，這些內部的區別和不同團體之間的觀點近似性，為政治陣營的重組以及事件的轉化提供了很大的余地和潛力。假如一開始就采取宿命論的觀點，把群眾行動一開始就判斷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或“反對共產極權”，或是簡單機械地認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只存在于政府和群眾之間，而不存在于群眾內部和政府內部，那么，對抗和鎮壓的結果才成為不可避免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就指出：“對鬧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數人、少數人區別開來。對多數人，要好好引導、教育，使他們逐步轉變，不要挫傷他們。”“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19]

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兩個多月期間，在很長的時期內都存在著這種矛盾轉化、陣營重組的可能。假如有毛澤東那樣有遠見、有魄力、敢走群眾路線的領袖，事情完全可以向有利于社會主義、有利于共產黨領導、有利于人民群眾利益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方向發展。不幸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原則在它誕生的故鄉被人們遺忘了，甚至很多曾經參加過和領導過轟轟烈烈的群眾性革命運動的人，在最需要聯系群眾時刻，卻低估了群眾的因素。

群眾的集體行動的政治傾向和訴求綱領在一開始并不明確，而是在和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動中發展出來的。僅以《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影響為例。這篇社論的社會主義立場是明確的，但問題在于它只是通過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語言符號，從而利用其法統來獲取命令權威，而沒有論及社會主義和共產黨領導的本質：那就是消滅剝削壓迫、追求人與人之間平等的關系，以及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而這些正是可以和學生的訴求發生勾通的。其次，社論的真正本質內容（相對于其語言符號），則是強調穩定，反對動亂。問題在于：穩定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動亂也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質﹔僅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由反對動亂，是根據不足的。動亂的出現，不過是社會矛盾沖突的表面化，而社論對這種矛盾及其根源則基本沒有分析。相反，它所依賴的關鍵詞是一些斯大林傳統的、毛澤東《正處》理論體系之前的一些符碼：如：“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有計划的陰謀”、“蓄意造謠誣陷者”等等。這些反社會主義因素是怎么產生的？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特別是改革以來的各種矛盾是什么關系？和黨內的腐敗現象又是什么關系？社論沒有回答。拋棄了《正處》理論體系這個武器，就無法回答這些問題。

客觀地說，“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發生了一些正面的影響，這也是事物的諷刺。“四﹒二六”社論發表之后，學生注意避免了那些激烈或有明顯錯誤傾向的口號，提出了“擁護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擁護四項基本原則”等口號。這一變化，使得市民群眾對學生的同情大大提高，使得進一步的簡單鎮壓變得更困難了。這一效應恰恰說明了：學生的政治傾向極易接受引導，只要有足夠的耐心和時間，正確的說理和分析，完全有可能將學生的政治熱情引導到有利的方面去。

然而，“四﹒二六”社論缺乏正確的說理和分析，特別是有關當時中國社會矛盾的正確分析，從而使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對抗情緒扎下了根，學生對頗為空洞的說教愈發產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有關“破壞穩定”的說法在群眾中也很難有說服力：恰恰是一年前的搶購風潮、日益嚴重的貪污腐敗等社會動蕩才引發了學潮，而不是學潮破壞了穩定。

此后，矛盾上升到了一個更大規模的表面化狀態，然而即便此時，仍然有很大的引導與轉變的余地。特別是在五月中旬，政府和學生之間的對抗程度已經有所降低，而廣大市民群眾的政治熱情空前的高漲，任何能夠因勢利導、促進事態轉化的作法，都能夠將全民關心政治的勢頭轉變為極大的政治資本。相反，再采取毛澤東所批評過的那種蘇聯、匈牙利共產黨所采取的對付群眾的簡單粗暴辦法，全民政治熱情的勢頭就會轉變敵視的力量，事件也就會演成極大的災難。

歷史上這樣的正反面經驗太多了。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中，巴黎民眾攻陷巴士底獄之后，巴黎城洋溢在極度的政治熱情之中。法國國王路易十六順應民意，召回了原內閣大臣內克，并宣布從凡爾賽去巴黎，一度形成了國王與民眾的聯盟。當路易十六到達巴黎后戴上三色帽徽（革命的標志）出現在市政廳的窗口時，人群爆發出一片歡呼聲。有人喊道：“他是第三等級的人！”歷史學家評論道，路易十六重新贏得了臣民的尊敬和信賴。[20]

另一個例子是法國一九六八年“五月運動”。在五月中旬，群眾運動把法國資本主義推向了深刻的危機。全國有一千萬工人罷工，占領和接管工廠。然而，法國共產黨和戴高樂政府的對策令人回味。深受蘇共影響的法共，從一開始就低估群眾的力量，厭惡群眾的熱情，和法國政府默契配合反對群眾運動。法共政治局委員馬歇在《人道報》上發表文章，指責這場運動是“假革命者”在大學生中進行“騷亂”。[21]只是在后來群眾運動不可遏止地高漲后，法共才機會主義地支持運動，然而，此時法共已經在群眾中喪失威信，也根本無法駕馭運動了。相反，資產階級政治家戴高樂反而顯露出比法共更嫻熟的政治技巧。一方面戴高樂取得軍方支持，但始終未動用大規模暴力，另一方面在總罷工進行了一個多星期后，出現無政府狀態、群眾開始感到疲憊時，抓住法國民眾的心理，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宣布解散國會，進行立法選舉，極大地渲染所謂“極權的共產主義”的威脅，同時號召支持他的人到街上顯示力量。演說發表的當晚，有一百萬人集會游行支持戴高樂。此后，群眾運動被瓦解，在立法選舉中，法共更丟失了一半以上的席位，在群眾和議會兩方面雙雙失利。

在任何群眾運動中，無論是資產階級領導的，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都存在著魚龍混雜、良莠不齊的現象。只有那些聯系群眾、信任群眾、想辦法調動群眾積極性的政治家，才能夠促進陣營的分化重組，取得政治上的主動。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中說：“處理這一事件的主要難點在于，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么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應該采取的行動難以出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接受。”這反映了當時很無能為力的一種心態。然而，中國共產黨應付類似局面也不是一天兩天、或一年兩年了，而是從建黨以來就一直在做比這要復雜得多的群眾工作、應付比這復雜得多、困難得多的局面，靠著正確的群眾工作方法，不斷總結經驗，才能從小到大，從失敗到勝利。毛澤東說：“對群眾鬧事，只有段祺瑞怕，蔣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蘇聯也有些人怕。”[22]其中特別提到匈牙利和蘇聯，值得深思。匈牙利和蘇聯怕群眾鬧事，大概怕就怕在“壞人好人混雜在一起”。然而毛澤東又指出，共產黨就是“鬧事”起家的，現在怕“鬧事”才怪！對于“壞人好人混雜在一起”的問題，可以設想，假如我們從“壞人”的角度看問題，同樣也是“壞人好人混雜在一起”，但為什么“壞人”不怕，還要起勁地渾水摸魚呢？假如仍把自己看成是和人民群眾有著魚水關系、并是血肉相連的，而不是放到當官作老爺、時刻提防被群眾“鬧事”的地位，還會怕嗎？假如說“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那是因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不難想象，聯系群眾的作風被破壞的時間已久，積累下來的前所未有的群眾不滿一旦爆發，就很難馬上找到正確的處理辦法。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九八九年，沒有發生應有的陣營分化與重組：抗議人群內部反對“新自由主義”改革與支持“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派別沒有發生分裂，另一方面，政治精英層內“老革命家”派別與“青年派”在堅決鎮壓動亂這一點上，達到了共識，盡管他們對改革的態度相差千里。最令人諷刺的是，趙紫陽，這位造成一九八八年全國搶購風潮的政策肇始者，從而也應是這次民眾風潮中反“新自由主義”改革抗議聲音的矛頭所指，反而搖身一變，成為學生和群眾的同情者。

几方面的互動，把學生和群眾的政治取向迅速推向與政府對抗的方向。此外，學生群體也在和另一個正在覬覦中和角逐中的政治勢力發生互動，受著它的影響，這就是期待從事件中渾水摸魚的西方敵對勢力。這也是毫不奇怪的。中國共產黨人絕大多數都熟悉帝國主義的本性。然而，在中國社會主義國家里、共產黨執政、中國革命的影響仍然深入人心的情況下，這一類帝國主義滲透干預的影響一般總是第二位的，它能夠發揮作用，乃至重要的作用，總是因為中國內部能夠起主導作用的力量徹底失去了政治上的遠見，完全放棄自己手中的主動性。這將在下節中討論。

注釋：

以六月四日作為整個事件的高潮也是說不通的，最大量的流血沖突發生在六月三日晚，也不主要涉及學生。顯然，最明確地皈依和運用西方價值語言、也最受西方媒體注目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被定義為整個事件的主角。

戰后“現代化”理論和西方凱恩斯主義密切相關，然而，戰后西方在第三世界推銷的“新自由主義”又和“現代化”意識形態有著一致性和連貫性。見Leys，Colin.Therise&fallofdevelopmenttheory.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6.

吳稼祥，《新權威主義述評》，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世界經濟導報》。

吳稼祥，《再談新權威》，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世界經濟導報》﹔蕭功秦、朱偉，《痛苦的兩難選擇－－關于“新權威主義”理論答問錄》，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七日《文匯報》。
同。

《文摘報》1989年1月12日1版《全總調查表明：工人勞動熱情處于谷底》。

何清漣，《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與世界》一九九七年第十二期。

《四川日報》1988年9月7日4版《現代〈官場現形記〉》。

《邁阿密先驅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十六版。

除了在西安、長沙在四月份發生騷亂之外，全國大多數的抗議活動在一開始是和平的，而當事態演變成騷亂或暴亂后，公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人物和聲音才占據主角，反腐敗、抗議“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群眾和聲音也就不再是事件的主要角色了。

[1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57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北京。

[12]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宣布剝削階級的殘余分子也已經被消滅。斯大林直到逝世前一年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才吞吞吐吐地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也存在著矛盾。

[13]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14]同[11]，第578頁。

[15]同[11]，第577頁。

[16]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17]毛澤東，《和卡博、巴盧庫同志的談話》，（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3月。

[18]見周文琪，《美國“索羅斯基金會”在中國的亮相》，本期《中國與世界》。

[19]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20]米歇爾﹒維諾克，《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１７８９年風云錄》，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后來路易十六被人民推翻是另外的問題，那是因為他不甘于舊等級秩序滅亡的階級本能﹔而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就不應存在這個問題。

[21]李青宜，《“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當代資本主義理論》，重慶出版社，一九九○年。

[22]同[19]。

本文前一部分從“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及其處理這兩個角度分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這里，將從當時中國所處的世界和歷史的時間－空間角度，亦即外部國際條件，以及廣泛存在于社會上的一般文化條件的角度繼續進行分析。

美國總統布什在一九八九年二月份訪問中國時，邀請方勵之參加官方宴會的行動，是美國在一九八九年一系列公開插手的開始。美國和西方集團對中國的所謂“不同政見者”的格外關注，與它們對中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關心，以及在更廣泛意義上，與美國和西方集團對第三世界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整體戰略，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

二戰后的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政治的發展，經歷了種種驚心動魄與出乎意料的轉折、迂回，在回味了歷史事件的山重水復、不勝逆料之后，再來看戰后美國對華戰略，就能發現更令人嘆為觀止的高度穩定性和一致性。這個戰略指導思想，從艾其遜提出“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身上”、“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國得到自由”的戰略構思開始，到肯南對“圍堵東亞共產主義”戰略的具體操作的設計，再到麥克阿瑟和杜勒斯將西太平洋大新月形包圍圈與“和平演變”的戰爭、和平兩手對華戰略具體部署到位，這一整套戰略哲學和操作程序，不但沒有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而有所改變，相反，而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方向，証明了它的先見之明。

美國的對華戰略不是一項孤立的外交決策，而是它全球戰略之一部分。這個全球戰略，簡單講，就是按照美國自己的面貌、理想和利益來徹底改造世界，實現以美國為核心、聽命于美國統治層、服務于“美國利益”的世界市場型資本主義體系，建立并永久維持一個以美國為金字塔頂的、以美國的文化價值實現徹底征服的四海臣服、萬方朝拜的全球帝國。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美國對華戰略的，是考察一下戰后美國針對第三世界戰略的演變，特別是戰后以來美國在第三世界從支持反共獨裁政權到有控制地放松政治高壓、并推行按美國所開的“民主化”“處方”的轉變。發生這個轉變的原因比較復雜，超出本文的范圍，其中較為主要的包括：作為最首要的冷戰自由主義反共櫥窗的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顯露出穩定發展的趨勢，緊隨其后的是七十年代的南朝鮮、台灣，七十年代以來全世界范圍內各種革命運動和反體制挑戰的漸趨低落等等。這個轉變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美國實現全球統治霸權的方式轉換，即從暴力與強迫基礎上的控制，轉換為對信息、知識和文化的操縱基礎上的控制。

首先，這種新的操縱和控制是建立在以西方國家中心、以西方化的第三世界大都市為次級中心和中轉站、以貧困不發達的廣大地區為外圍邊陲的信息交流和通訊的基礎結構之上。全世界９０％的國際新聞和信息被西方國家的四個商業新聞集團所控制﹔通過對新聞報道的篩選、解說和操縱，西方中心力圖實現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上對非西方邊陲的完全徹底的凌駕、滲透和主宰。因此，有了這種更高層次上和更有效的控制，也就不必將寶壓在個別的第三世界獨裁者身上，而有可能以更隱蔽、更微妙的手段從根本上扼殺反抗和批評意識。這個思想，在一份題為《贏得冷戰：美國的意識形態攻勢》的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報告中被精辟地表達：

在外交事務中，有些目標通過直接和外國的人民接觸能夠比和它們的政府接觸更好地達到，在今天，通過通訊技朮和工具的中介，有可能接觸到其他國家人口中重要而富有影響力的那部分人，從而給他們傳達消息，左右他們的態度，甚至能成功地促使他們采取某些果斷的行動。然后，這些團體就有能力對他們的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影響。

從這個視角來考察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及“不同政見者”的態度，能看出美國支持“官方的自由主義和市場取向的改革”并同時支持中國“民間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的兩手策略是一貫的和根本的，同時也不把希望全部壓在官方或民間的任何力量之上，而是利用其中矛盾，分而治之，并不斷尋找最忠實的代理人。而實施這個兩手策略的先決條件，則是將精心設計的一套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大規模地輸進中國并取得主導地位，從而使任何批評與不滿意識都無法擺脫西方主流媒體所布下的無形的思想禁錮。

這里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這種新型的文化帝國主義并不是完全依靠其文化產品的直接的、正面的入侵，而是常常依靠間接的、示范性的和發散型的影響。以所謂“中國缺乏媒體自由”來否認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的觀點是膚淺的。例如：中國的大眾傳媒雖然是在政府的管理之下，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西方文化影響的阻斷，相反，恰恰可能是：在中國自己制作的節目中，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大量傳播著西方意識形態宣傳，因為這種宣傳早已滲透到了人們的思維定式、語言詞匯和信息傳達的約定俗成之中。研究第三世界的媒體的學者指出：在這些國家里，即使它們的電視台不播放西方或美國的電視節目，西方和美國的消費主義的文化與意識形態依然能夠發揮影響。

這一點從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夕中國的文化思想狀況中就可以得到印証。在思想領域，已經被第三世界八十年代的災難証明為笑柄的“現代化”理論，在中國竟被包裝成“未來學”的時髦貨色，由政府官員極力贊助并大量印行，在中國知識分子精英中成為盛極一時的意識形態時尚。這種時尚被凝聚成象《河殤》那樣粗俗、淺陋的宣傳品。由黨的總書記帶頭，改革決策者對作為美國戰后反共戰略之一部分的東亞“四小龍”模式極力推崇，更近一步在政治思想上凝聚成所謂“新權威主義”。一些在全國頗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嚴家其、王若望、溫元凱者流，在解放思想、打破禁區的動人名義下，實際上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熱忱的兜售者和帝國主義的文化買辦。這里，并非是在詛咒所謂“政策寬松”、開放言論的罪惡，相反，而恰恰是指出：在暢所欲言、無所禁忌的“思想解放”的外表之下，實際上是由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精英以生吞活剝后的西方冷戰教義實行思想上的輿論一律和沉悶專制，在為民請愿的旗號下，將帝國主義的文化殖民主義戰略內化成一套改革綱領，實際上積極地為跨國資本主義給中國套上奴役和暴政的枷鎖效犬馬之勞。而這一切是在熱熱鬧鬧、亂亂哄哄的“思想解放”的喧囂外表之下進行，才是它諷刺和可悲之處。

在社會和大眾生活層面，另一種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在大規模入侵，那就是西方消費主義商品和符號排山倒海而來。自從最早“領導新潮流”的精工表、雷達表、雀巢咖啡“味道好極了”等進入中國以來，大量的西方消費品和廣告迅速占據中國的市場和大眾媒體，并成為時尚追求與社會地位攀比的顯著標志，整個社會的文化與意識迅速地可口可樂化。以大城市和社會精英為風氣之先，中小城市和廣大市民跟進，喝可口可樂、吃漢堡包、穿耐克鞋成為“跟上潮流”、“觀念更新”的符號暗示，甚至連中國自己給小學生生產的產品，書包上印著美國國旗和林肯像，文具盒上畫著米老鼠、唐老鴨。這里，也并不是說這些淺薄的可口可樂文化本身有多么利害的魔力，相反，它們只是文化帝國主義滲透的結果和症候，是這些現象背后的政治經濟勢力在謀算和推動著貪得無厭的攫取和控制。

以上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外部勢力在中國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所起的角色和作用。值得強調的是：真正發揮了重要作用、使事態朝著符合美國對華戰略方向發展的，是長期的文化符號和價值觀念的滲透，特別是通過中國本土的買辦性的知識分子－政客精英為代理人來間接發揮影響。

本文前面曾指出：一九八九年學生和群眾的訴求中存在各種不同的、互相矛盾著的政治傾向，如何敘述和解說這個事件就成為一件有爭議的事情，而敘述和解說本身又成為一種政治行動參加到事件中去，并影響著事件的進程。這里將考察西方新聞媒體及其特有的高技朮傳播方式對事件的影響及對事件的解釋權的主導。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西方媒體大規模地聚集在北京報道中蘇首腦的歷史性會晤，因而一九八九年事件經過了一個西方商業媒體以其最新的全球衛星技朮和影象操縱手段進行再創造的過程。

通過聲音影象多媒體處理技朮和衛星傳播技朮，將形象、信息、商品與意識形態完滿地凝聚在一起，將新聞報道和政治灌輸融為一體，以實現思想文化上更嚴密的控制和操縱，這是當代資本主義所特有的文化現象。許多學者將這種文化現象和戰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發展演變相聯系，并以“晚期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第三階段”的概括，將其與二戰前以民族國家和民族市場為主要角色的資本主義相區別。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特點和內在矛盾在七十年代以後日益突出，這些包括跨國公司在全世界的迅速繁衍、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的出現、世界經濟的金融化（包括金融投機的興起和第三世界的巨額債務的出現）、“靈活生產”取代“福特模式”，以及在文化上，以再現美國生活方式和制度神話為主要內容的大眾消費主義在全球各地區的滲透和主宰。關注資本積累的矛盾的發展深化及其相應的在政治與社會層面上的調控方式的變化的學者，反駁了所謂“后工業社會”論有關資本主義已經從本質上發生轉變的觀點，認為戰后的晚期資本主義或多國資本主義，意味著資本的統治延伸到在此之前尚未商品化的領域，意味著資本統治的更純粹形式﹔在綠色革命將第三世界的傳統農業社會加以毀滅的同時，新的殖民主義，以廣告媒體工業和全球信息網絡的形式，進一步對自然和無意識進行更深刻的殖民滲透。

一九八九年西方媒體蜂擁麇集北京，使正在發展的矛盾沖突疊加上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后現代”的自我表現和媒體影象操縱。和“后現代狀況”的“遺忘歷史”的特點相聯系，假如一九八九年的事件還能夠稱得上是某種“運動”的話，那么，它確實“遺忘”了近代中國歷史上貫穿始終的群眾運動和社會運動，特別是具有先進傳統的學生運動，因為這些運動從來都是和反對帝國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前途和道路的綱領目標相聯系，也總是和工農勞苦大眾相結合、長期地進行耐心細致的組織工作等等。而一九八九年的所謂“運動”只延續了春夏之交的一兩個月，它的根底之輕，只及于西方記者的鏡頭所光顧之處和之時，雖然是以“反腐敗”的為民情愿的社會關懷肇始，但很快就和任何社會矛盾的嚴肅分析相脫節，流于純粹的面對媒體（主要是西方媒體）的形象演出。除了時間跨度上的來去匆匆，在組織上也極度地頭重腳輕，出現了几個知識分子精英“領袖”和一群學生“領袖明星”，而他們的權威僅僅來自簇擁著他們的西方記者的攝像機、話筒和閃光燈。新中國第一代在觀看電視廣告中長大的大學生們，他們本能地了解西方記者尋求戲劇性畫面的媒體盛宴的制片需求，于是先后即興上演跪在地上遞交請愿、唱《國際歌》、樹立“民主女神像”等特別上鏡頭的場面，從封建主義、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的符號庫里得心應手地任取所需。

然而，五彩紛雜的“后現代”演出從來也不是有關“多元”、“反體制”，受西方媒體誘導和操縱的學生“運動”也不是真的那么天真無邪地“無中心”、“多主題”、“無宏大敘事”。西方媒體的決定性“中心”和“主題”就是大商業財團的利潤和市場，這又與跨國公司利益和西方集團的全球政治軍事戰略構成一個嚴密的結構。西方大商業媒體在精心篩選過濾信息、堅持不懈地宣傳冷戰和反共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方面，是絕對不容有半點即興和隨機的因素的。八十年初，西方媒體對波蘭政府鎮壓團結工會的新聞加以大肆報道，而恰在同時，美國支持下的土耳其政府鎮壓工會的新聞，則完全不加以報道。中國一九八九年事件期間前后，在南朝鮮、菲律賓、南非和薩爾瓦多，爆發了人民群眾的游行示威、抗議美國所支持的獨裁政府等活動，由于這些斗爭是挑戰資本主義體系和美國霸權的，對這些事件的報道和對中國事件的報道相比，可以說几乎是被忽略的程度。只有如此，《時代》周刊和“有線新聞網”的新聞節目，才能真正和插在新聞之間那些商業廣告－－花旗銀行、福特汽車、可口可樂－－保持完全一致的“宏大敘事”：資本主義和美國制度是人類進步的頂點。

以上談的是西方勢力通過新聞媒體和文化符號間接地影響操縱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情況。當然，以美國政府為主的西方勢力也毫不猶豫地在事件中進行了直接的插手。這一點，被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外媒體所透露出的許多報道所証實。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几個月內，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國的運作系統基本合二為一，在北京積極活動。美國大使李潔明在燕京飯店、北京飯店、京倫飯店和友誼飯店分別派駐了“監視小組”搜集情報。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從每天兩個小時增加到八個小時，再增加到十一個小時。在五月的最後一周，美國大使館為兩百多名中國人特別簽發了簽証，并以“特別基金”為他們提供旅費。之后，中央情報局參與了秘密營救“民運”領袖的“黃雀行動”，并為逃亡行動提供了夜視鏡、紅外線信號裝置、快艇等裝備。

由“新自由主義”改革與官員腐敗所造成的不滿所引發的一次群眾抗議運動，反而又得到美國這個“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總設計者的利用和支持，這看上去似乎矛盾，但這恰恰展示了美國多管齊下、兩手并行、分階段推進的既定而又靈活戰略。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精英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教父，華盛頓對他們的支持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它對群眾反對腐敗、反對物價上漲的呼聲，為何也表現出同情支持呢？對于“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調整必然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貧富兩極分化、物價上漲、社會動蕩這一點，美國自己心里知道得最清楚，何況在第三世界各地的結構調整所導致的食品騷亂經常是伴隨著焚燒美國國旗的民眾憤怒的。有一點很清楚：美國對別國國內政治派別的支持，從來不是出于道義原則，對意識形態教條也不總是那么嚴肅認真：美國在戰后也假惺惺地支持過一些第三世界的反殖獨立運動，還支持過波蘭的團結工會，然而它的真實目的是盡人皆知的：不擇手段地推動和維護美利堅帝國的利益，唯此一條，其他假仁假義，投機取巧，背信棄義，都在所不辭。美國對事件直接插手的契機，就在于政府與學生和群眾之間的互動，沒有導致尋求解決問題的良性循環，即檢討物價飛漲、腐敗橫行的真正原因，調整改革的失誤，相反，互動出現了對抗性的惡性循環，并發展成為一場政治危機，為美國從中漁利提供了機會。美國總統布什認定：“這些學生是我們的人。”其原因不在于美國統治層對任何學生運動有何迷戀（實際恰恰相反），而是由于在當時當地削弱中國政府的權威符合美國的意圖。總之，使得外部勢力得到干涉介入的機會，是自身內部矛盾的斡旋和解決的失敗所造成的：反腐敗的群眾缺少揭露批判“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的明確理論思想，反而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精英所欺騙利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力量無法正確認識社會矛盾的真正性質，更無力發動群眾，才使得西方勢力乘虛而入，輕易地主導了學生運動的政治取向。深刻認識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各種矛盾因素的共存，包括已經分析過的通貨膨脹導致群眾抗議、政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簡單粗暴，以及外部勢力伺機而動、介入干涉，多重因素的合力造成了最後的結果，是正確評價這個事件的性質的最基本前提。

注釋：

Ｚ．布熱津斯基《競爭方略》(GamePlay)第一章）中說到：“我使用帝國這個朮語作為一個道義上的中性詞，用以描述政治關系中的一種等級制度。這個制度可從集中權力的中心向外輻射其影響。”“雖然美國承擔其帝國角色時有些勉強，而且并不承認自己是帝國，但國會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卻始終集中於怎樣更有效地保護和治理美國的帝國領地－－而且鷹、鴿兩派的政綱都運用了純屬帝國派的觀點。美國支配的帝國體系通過各種條約的安排而正式化，一些安排實際把西歐、日本和南朝鮮置於被保護國的地位。目前這一世界帝國很大程度上還僅是一個由共同利益及由非正式的民族和商業聯系組成的混合體。”
AmmandMattelart，1978，"Thenatureofcommunicationspracticeindependentsociety，"LatinAmericanPerspectives，V，1，Winter，p.12.
G.ChuandAlfian，1980，"ProgrammingfordevelopmentinIndonesia."JournalofCommunication，Autumn，pp.5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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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當代思潮》九三年第五期，牛羊《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中國》。

本文前面部分從“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社會矛盾、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和文化帝國主義等方面分析了發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事件。本文的最後一部分將討論一九八九年事件對中國九十年代發展進程的影響。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証明，發生在短時期內的政治動蕩，特別是那種廣泛涉及社會各階層、暴露出政治精英層內部的矛盾分裂、并且最後導致流血收場的劇變事件，都會給后來的社會與政治的發展進程留下深刻的印記。中國的一九八九年事件，也被証明是中國八、九十年代社會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最主要矛盾沖突圍繞于兩個方面，即經濟的和政治的：在經濟方面，市民群眾對改革開放政策所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政府官員貪污腐敗、特別是價格闖關造成的物價飛漲嚴重不滿，“自由派”知識分子精英則迫不及待地推動全面的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綱領，在政治精英層內存在著在急進改革與漸進改革、計划為主與市場為主的爭論。在政治方面，市民群眾和學生憑著集體記憶運用起大民主的手段，并試圖對官員腐敗現象加以批評和監督，“自由派”知識分子精英和改革派精英則操縱利用民眾街頭抗議的形勢，趁機推銷“多黨制”、“保護私有產權”的“西方民主”綱領，政府則為了繼續推行既定的改革計划，強制恢復“壓倒一切”的“穩定”。

顯然，無論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存在著截然相反的訴求和發展方向。而暴力收場的結果，只是“穩定壓倒了一切”，造成動亂的深層矛盾并沒有解決，代表不同政治訴求和改革綱領的階級或政治勢力之間并沒有發生正面決戰，相反，這場決戰被動亂的流血收場所延遲和打斷。在新的政局鞏固之后，哪一種政治經濟政策占上風，是否所謂“保守派”、“反改革派”就一定隨著戒嚴部隊的進駐而卷土重來，事情并不會完全按照西方冷戰教條的庸俗邏輯去發展。

中外歷史上不乏正反兩方面的案例和多種多樣的結局。由精英與群眾參與的抗議或反叛運動被鎮壓之后，生存下來的政權是得到加強呢，還是被迫依照抗議運動所提出的訴求和綱領推行改良呢，還是饒恕、接納反叛的精英、同時繼續鎮壓反叛的下層？美國對革命后的古巴實行豬灣入侵并企圖挑起國內反革命暴亂，古巴革命政權進行了成功的抵抗，并由于這個事件大大地鞏固了自己﹔美國的南北內戰，其實質是北方成功地平定了南方的叛亂，但在擊敗南方之后，北方統治層在一定程度上寬恕、接納了南方的奴隸主階級，在改造南方奴隸種植經濟的同時，對種族歧視制度和對黑人的社會壓迫基本未加觸動。另一類實例是佛朗哥、蘇哈托、皮諾切特等右翼政權在血腥鎮壓人民反抗之后，推行白色恐怖，實現了長期穩定的反動保守統治。當然，執政者在鎮壓異己之后又積極推行反叛精英所提出的改良綱領，在歷史上也不乏其例。最突出的也許要算在鎮壓“白日維新”之后清政府所推行的“新政”，以及俄國在一九○七年之后斯托雷平推行資本主義發展同時鎮壓民眾反抗的反動統治。

一九八九年的矛盾沖突中几種政治力量及其綱領和訴求混雜交錯在一起，因而它的后續發展既相似于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的一些格局，也顯示出它本身所特有的階級和時代的組合。

動亂的直接后果是使政治上層不得不對改革政策進行一定的反思與調整，這首先來自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中將最主要的問題歸結為：“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違法亂紀和腐敗現象等等，都出來了。”“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在外部環境方面，鄧小平指出：“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最終發展成為一個附庸國。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領導人第一次承認中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重新殖民化的危險。江澤民《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更明確談到了改革開放中存在著一些人要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的“主張”：“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育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們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很低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只能意味著中國各族人民再度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

對前十年改革的反思的深刻程度，以及付諸政策時的言行一致的程度，是影響中國后來發展方向的關鍵。吸取勞動人民的血汗的中外剝削階級在中國的重新興起、勞動人民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的發展趨勢，這才是認識到了改革方向失誤的本質，它是造成社會動亂、民眾抗議的根本原因。在這個認識基礎之上，所召喚的政策方針與政治實踐應該是昭然若揭的，同時也是直率無情的：那就是發動群眾，喚起勞動人民的階級意識，依靠廣大勞動階級的政治參與熱情與強大力量去遏制正在復活和興起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依靠下層群眾的力量監督和揭露“黨內的高層的腐敗現象”，制止腐敗勢力和資本主義化“主張”在黨內取得當權地位。事情的發展証明，最高層的認識，和政治精英層內不同力量的懸殊對比，不允許中國的政治實踐向這個方向發展。

沒有群眾政治實踐的支撐，對改革的反思就變得蒼白無力，甚至給人一種官方御用的印象，即不敢聯系觸目驚心的社會現實，又缺乏針砭時弊的批評精神，特別是：沒有形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觀點展開大辯論、大批判的形勢，這首先是因為自己本身就在理論問題上心虛，自信不足，其次是為了“穩定壓倒一切”，害怕“爭論”。因此不僅不能爭取到廣大的一般群眾的信服，反而是讓“自由化”的知識精英們所鼓噪的庸俗淺薄的冷戰反共教義掌握了很大一部分群眾意識。在最新的國際事件發生后，就無法避免被西方“共產主義死亡”的聲浪所震蒙，就只剩下“不打頭”、“韜光養晦”一條下策了。

這里所說的國際事件自然是指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的蘇聯東歐事變。本文不打算展開分析蘇東事變，這里僅指出几個要點：一、自從戰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興起以來，蘇聯就不再是世界進步力量的領袖和中心，也不再是占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的真誠盟友，其興衰也不再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因素﹔萬隆會議、印度支那人民反帝斗爭、第三世界國家爭取經濟主權的斗爭、一九七四年第三世界國家發起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宣言》，這才是貫穿戰后時代、從根本上挑戰世界體系的一條斗爭主線，人類社會主義前途的可能性也維系于此：在這里面具有關鍵地位的，就是作為不發達國家的中國走出“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脫離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新路的可能性。二、事實証明蘇聯工業化道路是成功的，因此才成為許多受西方列強壓迫下的第三世界國家羨慕和學習的模式，而問題在于蘇聯沒有發展出可持續的、不斷革命的社會主義政治﹔至八十年代，這突出反映在勞動者的積極性極度低落造成生產停滯，因而導致政治、經濟的全面衰敗和最終危機的到來。東歐國家從七十年代起，就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引導的依靠外債的發展，這恰恰是導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政治危機的直接原因。三、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蘇聯的瓦解從來就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運動的重大失利－－這個失利早就發生了，它只是一個長期潰敗過程的最終完成。然而，這個事變為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突然打開了一大片待殖民地區，給西方統治層的自信心打了一針強烈的興奮劑。

蘇聯東歐事變，其實恰恰有力印証了三十多年前中國開始超越蘇聯經驗、獨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無以倫比的先見之明。這本該是在歷史的裁決面前慶祝勝訴的大好機會，然而茫茫中國，竟見不到有人自信十足地去認領這份歷史的裁決書。這一方面是由于在過去十年內中國妄自菲薄地一筆勾銷了自己的獨立探索，在一定程度上又退縮回蘇聯的官僚主義的窠臼，但更重要的是，精英層的心態和一般大眾的政治意識被籠罩在官方理論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反共教義所共同設下的那套粗俗的范疇和思維定式之內。對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來說，蘇東事變還意味著一九八九年在中國流產的“民主革命”，卻幸運地以“天鵝絨革命”的方式在蘇聯東歐完成了。官方理論在一些基本假定上，實際上是和自由派精英們默契一致的，比如：蘇聯垮台的原因，就在于它的生產力的捕鼠本領不如資本主義靈光。因此，蘇東事變警告著中國：“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大概是從“八九風波”到“南巡講話”的轉變的關鍵因素之一。

“南巡講話”立即發生作用，并極大地刺激了三個方面的發展，具有諷刺性的是，這也是“八九風波”后政治高層有所反思過的三個方面：一、納入國際壟斷資本、全球資本主義的軌道﹔二、私有化和養肥新的資產階級﹔三、思想文化和社會意識的演變。下面分別討論這几方面。

在一九八九年事件剛剛收場時，西方主流媒體几乎異口同聲地評論道：隨著共產極權鐵腕的鎮壓，強硬保守派的重新得勢，十年前由鄧開創的自由企業精神的繁榮、向西方的門戶開放、傾向西方民主價值的中產階級的成長的時代，終于悲劇性地結束了。然而，這不過是按冷戰自由主義教條公式拼湊出來的童話世界。在東亞冷戰前線地區，那里的投資者對“自由企業精神”有更透徹的理解：從一九九零年起，日本、香港、東南亞、台灣、韓國等地區的資本掀起了一個大規模進入中國投資的浪潮。

資料來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年鑒》，1990-1994年，改革出版社。

其中，激增的港台投資多為“兩頭在外”的勞動密集、高度污染的出口加工型企業。這些東亞“奇跡經濟”轉移到中國大陸之后，也把東亞資本主義的高度壓迫性的管理手段強加在大陸工人頭上，恍如三十年代半殖民地上的血汗工廠重新降臨中國。據調查，來自港台地區的外資工廠大量雇用一些曾在台灣當過憲兵軍警的人員作監工，這些人由于台灣的解嚴，失去了用武之地，現在來到大陸的沿海經濟特區施展他們過去在白色恐怖機器里練就的拳腳。

其實，在反共、圍堵的白色恐怖年代為“四小龍騰飛”做出重要貢獻的出口加工血汗工廠的廠商們心里最清楚：戒嚴和“社會穩定”是他們投資的最好的環境。整個東亞“自由企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直和反共、反人民的軍事鎮壓與白色恐怖結下不解之緣。東亞的資本家們都還記得，沒有蔣介石在台灣的“二﹒二八”及其以後的長期白色恐怖，就沒有后來台灣的“經濟奇跡”，沒有蘇哈托在一九六五年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就不可能有印尼的“經濟起飛”，沒有光州大屠殺，南朝鮮也不會步入“富國俱樂部”行列，沒有馬科斯宣布軍管、鎮壓異見，日本和東亞“小龍”也不可能進入菲律賓放心投資、大膽剝削。九十年代初，同樣是這些東亞廠商，看准了中國“社會穩定”的條件，做出了現在看來是十分英明的決定。當然，中國仍然是在共產黨政權之下，和東亞的反共政權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廠商們想必是將“管它黑貓白貓”的邏輯延伸其意而用之了。

隨著東亞資本的大量涌入之后，歐美資本也看准了大勢所趨，隨后跟進，而且這一次，“國際壟斷資本”的化身－－大型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將“納入軌道”的過程大大推進了一步。比趙紫陽執政時期規模更大、開放程度更高的經濟特區－－浦東特區和上海外高橋保稅區在九十年代初建立起來。除了外國直接投資外，從一九九○年起中國的對外借款也年年激增，從一九九○年的102.89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五年的481.33億美元。

從一九八九年底對“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的警告，到几年后不惜任何代價地急切要求“和國際接軌”，這個變化是驚人迅速的。在國內政治經濟政策方面，同樣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在一九八九年，在剛剛經歷了兩年多的物價失控和社會動蕩之后，高層領悟到“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盤否定計划經濟，企圖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將導致經濟生活和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然而，到了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反而是計划經濟在中國行不通了，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要對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新的政策導向，包括名詞用語，都更接近世界銀行所欽定的新自由主義教義，也大都是趙紫陽的改革智囊曾經制訂但卻未來得及推行的綱領。再到了五年之后的十五大，對那些仍心存疑問的人們，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趨勢也已是“不可逆轉”了，這次改革到了“攻堅階段”：“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實行鼓勵兼并、規范破產、下崗分流、減員增效和再就業工程，形成企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隨著企業改革深化、技朮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人員流動和職工下崗是難以避免的。”

一九八九年后改革政策的几次重大“突破”，不僅是以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去創造市場的所謂“無形的手”的過程，也是以政府的“看得見的手”培育最新一批財產占有階級（或稱第三代富翁、新生的資產階級、中產階級、企業家階層，隨不同的學者的用法而不同，但都基本上指同一件事情）的過程。據研究，在價格改革中憑借權力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的“第三代富翁”在一九九一年后的“股份制改造”、“開發區圈地運動”和“房地產熱”中又撈取了更大的一筆巨額財富。一九八九年后，國有資產流失－－私有化的過程加速了：從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五年間，僅長期資本外流的總量就超過100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過非法轉移的形式逃到國外的。其中，一九九二年又可以看作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和私有化“大躍進”之年，私營企業家牟其中認為一九九二年是“輝煌的一年”。學者認為，中國當代的“原始積累”過程已于九十年代初完成，這可從所有制結構變動的數據中清楚地看出：從1993年12月到1995年12月，全國非公有制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比重，由10.5％增至20％。全國非公有制經濟社會零售總額則由1993年11月份的38.1％增至1995年11月份的51.8％。

從新的階級和階級關系的形成看，“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我國已有雇佣工八人以上的注冊私營企業主32.8萬戶，從業人員500.8萬人，注冊資金1041億多元。……其中，自有資金逾百萬元的一九九二年底逾5000戶。有人說已逾100萬人。其中還有少量千萬富翁。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出現一些雇工超過千人的私營企業。據國務院研究室的典型調查，私營企業主的實際數約比注冊數多出一倍。”“無論是在絕對人數上，還是在經濟實力上，當前我國的私營企業主都超過了一九五五年以前，何況我國現在划分私營企業主的標准在雇工人數上要比建國初期高得多。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認定，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它至少已經是一個自在的階級。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

階級分化反映在日益嚴重不平等的財富分配上，據研究，至九十年代中期，占中國人口總數１０％的貧困人口只占有私人存款總額的３％，且有下降趨勢﹔而１０％的最高收入者卻占有存款總額的４０％，且有上升趨勢，這個差距正在按每年１０％的速度擴大。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從１９８６年的０．１９左右，上升至１９９０年的０．２３左右，再上升到１９９４年的０．３７～０．４３４，甚至有可能高達０．５９。

在新的資產階級被養肥、勞動人民的几十年血汗積累的財富被瓜分的同時，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取得政治權力、工農勞動階級的民主權利被侵犯和逐漸喪失的過程。私營企業主“已經逐步提出獨立的政治要求。現在，私營企業主擔任縣以上人大代表的已有5401人，縣以上政協委員8558人，縣以上團委委員1357人，縣以上婦委委員1430人。對此，有些私營企業主仍感到不滿足。……福建省晉江市一個私營企業主提出：‘我國政治體制的革新，將隨著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主隊伍的發展而展開，今後進入各級政權領導班子的將是一大批私營企業主，不能再把私營企業主搞成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花瓶了。’”另一方面，工農勞動者的越來越被排斥在權力體制之外，“一九九四年上半年，全國發生罷工225起，參加者有3.79萬人，其中國有企業七十一起，三資企業八十二起，集體上訪的四千起。一九九三年二月，湖南金竹山礦工游行時打出的標語是‘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生活’。”九十年代以來，職工群體罷工、集體怠工、集體上訪、抗議性游行、集會、靜坐等突發性事件急劇增加。

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在思想文化和社會意識方面的變化也是引人注目的。一九九零年，港台歌星及其商業化的推銷體制大舉進軍大陸，讓大部分中國人略加領教東亞資本主義的“往俗里走和無靈魂”的文化氣氛，但這不過是向東亞反共體制所特有的保守主義社會意識全面轉型的揭幕式。這個轉變，既是“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等政策與意識形態所要求，又和中國主流知識分子精英在九十年代所形成的堪稱極端保守反動的“自由主義”新宗教密切相關。在八十年代參加“文化熱”的知識分子們，在九十年代從西方理論中找到了“自由主義”這一唯一的真理與福音，這套價值體系除了照搬戰后西方“冷戰自由主義”中最極端、最荒唐、連西方的保守派都羞于啟齒的論調之外，還以實用主義的方法天才地解讀從馬克思主義到英法革命史到蘇聯東歐演變歷史，竟然全部得出為私有化、自由市場和等級秩序作辯護的結論。主流知識分子的心態越來越趨于封閉，越來越獨尊一套狹隘僵化的反共自由主義教條，“并以此出發而形成了一套頗為完整、對几乎所有問題都有某種現成答案的新的意識形態。”

主流知識分子精英在一九八九年事件中大都是采取了反對政府的態度或親自參加了游行抗議活動，在這個問題上大多數也至今仍采取批評政府的立場，然而在九十年代起勁地叫喊反對激進主義、告別革命的，和同樣起勁地贊揚蔣經國、蘇哈托、皮諾切特的鐵腕手段和經濟奇跡的，恰恰仍是這批主流知識分子精英。這與其說反映出一種矛盾，不如說更反映出其中更深刻的內部一致性：主流知識分子精英心目中的改革，從來就是一種從上至下、壓制下層民眾的改良運動，對這個改良運動的最大威脅，就是下層民眾的平等意識和集體行動﹔現在官方的改革已經不僅接納而且超過了民間知識精英的經濟改革綱領，精英們也就很自然地脫去了僅存的一點反體制的外衣，恢復了他們捍衛等級秩序的本色。至此，一九八九年抗議人群中的兩種勢力徹底分裂了：下層勞動者在全國各地越來越多地抗議抵制“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同時，知識精英們則在策划和奢談更多的“新自由主義”漸進“轉型”。

一方面有知識分子精英這些精神僧侶為“發展的硬道理”的官方宗教作詮釋，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人與人的關系遭受市場的蹂躪和瓦解，中國社會在九十年代的社會現實和大眾思想意識越來越朝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野蠻黑暗的方向發展。婦女兒童被拐賣，貧困的人口出賣肉體、出賣身體器官，出租典賣妻子，下崗失業、貧病潦倒的老工人，流動民工、窮人、婦女在社會底層的悲慘掙扎，血汗工廠里對工人慘無人道的折磨和污辱，所有這些都成為這個社會的日常景色，甚至被視為“發展的必要代價”﹔要維持這種社會下層遭受深重壓迫的“社會穩定”，就必須使大眾意識變得麻木、渾沌、混亂。無論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在中國，特別是那些經濟改革的“成功”地區，大眾意識中對乞丐、窮人、婦女、弱者的態度，都到了令人吃驚的極度反動和愚昧落后的程度。

在主流的反動和大眾的困惑之外，也同時存在著一些有正面意義的新發展。那就是略去粉飾，開始根據事物的真實性質直呼其名，根據最新的社會現實去分析和反思。對于越來越多的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再是只是一個“姓社”“姓資”的純粹名份之爭，或“黑貓”“白貓”純粹顏色之別，而是有越來越明確的參照系的、存在著實質對立的二元。在知識理論界，人們越來越直率地、誠實地把改革和“轉型”的目標和一般化的、特別是以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為樣板的“市場經濟”相等同（盡管它的對立物現在在理論界那里被冠以“舊體制”這一既不准確、又不誠實的代稱）﹔在社會中下層，干部群眾坦率地講現在走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道路”，搞的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說社會主義，干資本主義”，[11]這種說法假如是他們從身邊的現實來作純粹描述判斷的話，其實是實話實說。階級和階級矛盾，這些概念長期被人們認為只不過是空洞的政治詞令和整人的工具，現在人們突然發現它們是能夠准確精辟地分析社會現實的工具﹔“新生資產階級原始積累”、“階級關系的變化”、“當代資產者階層”、“當代買辦者階層”等用語，出現在最新一代的社會調查分析中，這也就蘊涵了新一代的批判社會和改造社會運動的萌芽。[12]

結語

本文在開始時曾提到對于一九八九年事件存在著一種和西方主流神話相一致的解說，這就是所謂“民運分子”和大部分知識分子精英所持有的觀點，即它是一場“群眾性的反對共產黨專制的民主運動”。然而，進入九十年代之后不久，中國的事態發展就使得這種解說變得越來越無法自圓其說而分崩離析了。首先，那些留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精英們，觀察到政府的經濟政策全盤接納了在一九八九年被鎮壓的改革精英所主張的改革綱領，隨即拋棄了在一九八九年的反體制的激進姿態，恢復并發展了其“新權威主義”的原貌，并在“反左”和所謂“思想解放”的鬧劇中扮演了御用打手的角色﹔[13]其次那些逃到海外的“民運分子”，在中國改革的現實面前，也陷入了極大的窘境：他們鼓吹的私有化主張，已被中國所實際發生的大規模“自發的私有化”所超越，因而他們只好繼續仰承西方和台灣反華勢力，守著陳舊的反共八股，這批人和仍在國內的少數所謂“不同政見者”因而陷入極度的孤立。另一方面，一九八九年事件對于中國政府也變成了總被揭短和攻擊的口實，到處被動，所借以辯護的理由，几乎超不出“亞洲價值”這樣淺薄低劣的措辭。更值得深思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后發起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中國應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聲音，在九十年代后期，也陷入了極端尷尬和困難的境地：一九八九年“平息動亂”的成功，沒有能夠防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進一步瓦解、貪污腐化和大規模私有化的發展，也沒有帶來社會的穩定和社會矛盾的緩和﹔相反，在九十年代，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攻勢都比一九八九年更有組織、更有策略，并以更猛烈的方式大舉扑來。對于那些對資產階級改革不抱幻想、仍然堅持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一九八九年事件值得去進行更深刻、更全面的分析和反思，特別是有關改革、民主、群眾和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等重大問題。

一九八九年事件及其中國在九十年代的發展進程，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西方冷戰神話中的有關民主與私有制加自由市場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和諧共存的虛假性。不僅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給下層勞動人民以平等的民主權利，向資本主義“轉型”的過程更不可能對日益淪為私有資本的廣大雇佣勞動者給予任何民主的發言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化改革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改良”，亦即是由上層精英所策划、主導，從上至下地強制推行的利益再分配，它的一個常在的特征就是：在有控制的漸進過程中確立起一個新的等級秩序和特權利益階層，而這個新的特權階層的利益就是任何改良運動的驅動力。

假如說，改良總是和上層、精英操縱、反民主和等級秩序相聯系，那么，和它們對立的的事物，也就是：下層、群眾、民主、鏟平等級和革命之間則有著不解之緣。歷史上的許多非市場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都是通過“改良”完成的。而迄今為止的歷史上，和人類的未來時代，建立起真正平等的、民主的社會－－社會主義的努力，只能依靠有下層群眾廣泛參與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要堅持長期的繼續不斷的革命。[14]

這最後一點至關重要，它關系到中國為了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到底是依靠改良還是依靠革命的問題。東歐、蘇聯和中國的歷史實踐已經証明：社會主義社會的改良運動只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反面，社會主義的發展和鞏固必須要堅持長期的繼續不斷的革命。另外，這也是在中國各種政治力量中那些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左派重新認識自己、重新給自己定位、重新塑造自己形象的一個出發點。

長期以來，中國的左派被主流媒體和輿論稱為“保守派”，這的確是對“左”“右”這一對來自近代革命史的詞匯的諷刺。左派需要做的，不是對“保守派”帽子的默許或被動防御，相反，而是從理論和實踐上說明：他們是一個先進的政治力量，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社會變革者﹔而改革精英們或者改良派才是名符其實的保守派。

這不僅僅是恢復名詞的原有用法的問題，而是有關革命與改良（或“改革”）之間的本質區別－－最典型的改良主義心態，就反映在今天被高頻率使用的“轉型”一詞：它意味著改革的任務就是要把一個固定的“舊體制”轉換到一個固定的新體制，一旦“轉型”完畢，或“轉軌”完畢進入“新的軌道”，就大功告成，完事大吉了，人們就可以一勞永逸地享受“新體制”運作帶來的巨大好處了。改革的全部學問，就是今天以各種花樣出現的“轉型期的××研究”。“轉型”完成，改良任務也就結束了，在“新體制”下，我們的改革家們就變成了最僵化的保守派。

相反，繼續革命的倡導者在任何時刻都不會滿足于現狀，總能發現現有體制中的不足和黑暗面，他們變革社會的意愿要遠遠超過任何改良的倡導者。社會主義的繼續革命不是僅僅局限于改掉某個具體的“舊體制”，而是對一切帶有舊的剝削制度痕跡的體制、思想、文化、風俗、習慣都抱著強烈的批判態度，以發動群眾的方式和這些舊制度的影響和挑戰作斗爭，以下層的主動性作為社會變革的驅動力﹔而這還不是結束：剝削思想、等級秩序、官僚主義仍會不斷地出現，形成新的“舊體制”，也就需要新的不斷的革命。可以看出，改革與繼續革命的區別，就在于：改革最多只是對“市場經濟”的一次性“制度創新”（不排除照搬和復舊），而繼續革命則是對未來的人類制度安排不斷地進行無數次創新（盡管未來需要具體什么樣的制度創新現在還無法預料）。毛澤東晚年曾經無情地批判當時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社會：認為它還存在八級工資制等，在很多方面和舊社會差不多。這表現出一位真正的革命家的豁達、洒脫的心境。這和那些一方面詛咒“舊體制”、另一方面崇拜“現代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改革家相比，孰為保守，孰為開放，是一目了然的。

中國未來社會主義的希望，在于重新學習和理解毛澤東所留下的寶貴財富。

　　改良死了。革命萬歲！

（全文完）
　

如何正確認識階級斗爭

縱觀歷史，所有的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都經歷了殘酷的階級斗爭。從蘇聯斯大林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運動和“肅反擴大化”（也稱大清洗），到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屠殺了當時柬埔寨1/3的人口），再到紅太陽“階級斗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以階級斗爭為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階級斗爭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被無限夸大，被片面化、絕對化了。這種絕對化的結果就是使現實“社會主義”國家以一種反人道、反人類、種族滅絕的無比殘酷和暴虐的形象出現在世界人民面前，嚴重玷污和毀壞了共產主義的名聲，使得這種本來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和社會形態成為殘暴與恐怖的同義詞，進而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人民對這種所謂的“共產主義”是如此的恐懼和憎惡，以至于無數人冒著生命危險穿越柏林牆的“死亡地帶”、在乘坐小船在加勒比海和南中國海的驚濤駭浪中與死神搏斗、冒死泅海逃亡、在“蛇頭”們暗無天日的船艙底層漂泊數月──僅僅用想“淘金”、“受到蠱惑”是不能解釋這一切的，這種行為是人民對斯大林──假馬克思主義殘暴統治的反抗。

前一時期，古巴小男孩艾連去向問題所引起的鬧劇以艾連回國而告終，于是某些所謂的“左派”開始自作多情地慶祝了，說什么這是“古巴人民的勝利”──真是這樣嗎？那為什么從來只有古巴人逃亡美國，沒有美國人逃亡古巴？為什么東德修筑柏林牆而不是西德？我敢斷定，參加爭取艾連回國的數十萬人中，肯定有人在不久以后就會踏上艾連和他的母親曾經走過的那條道路……這與其說是古巴的勝利，不如說是美國健全的司法制度的勝利。

民主的、人道的、科學的共產主義者認為，階級斗爭只不過是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爭取自身解放斗爭的一種手段罷了，除此之外還有無數的其他手段。它甚至不是一種主要手段，只是在特定條件下才應動用的手段。我前面提到過，列寧主義強調階級斗爭是有其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即存在決定意識──當這種歷史條件得以改變，就必須果斷地拋棄以暴力為主的階級斗爭，改用手段溫和的階級斗爭。

在列寧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剛剛跨入帝國主義階段，伴隨著爭奪原料和殖民地的斗爭，資本主義自身還處在一種暴力的階段。巴黎公社社員和1905年革命犧牲者的鮮血告訴人們，對付一個武裝到牙齒、窮凶極惡的劊子手，唯一的出路就是以革命的暴力對付反革命的暴力，因此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您總不能對著烏黑的槍口還在恭良謙讓吧？這個經驗是血的教訓換來的，是特定環境下的真理，也和“貓論”一樣是帶有一定局限性的。問題是無產階級政權穩固下來以后，就應該把階級斗爭的手段適時轉換，改為從思想上改造敵對階級，調和階級矛盾。列寧在這一點上采取了正確措施，停止了剝奪富農的“余糧收集制”，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鼓勵資本主義發展，由此產生了“布爾喬亞”──新生資產階級，并且果斷停止了“契卡”（全俄肅反委員會）機關在非常時期不經審判而隨意殺人的權力。列寧為什么不把人們迷戀不止的“戰時共產主義”延續下去呢？為什么不把“肉體消滅”敵對階級的政策繼續延續下去呢？因為他懂得“沒有任何人能夠跨越資本主義這一階段”（馬克思語）。是的，沒有人！無論你是誰，你不能違背客觀規律，不能跨過一個客觀存在，這就象一株麥苗，要成熟就必須經歷過各個發展階段，必須充分吸取各個階段的營養一樣。拔苗助長的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斯大林以他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俄國農民式的粗俗理解忽視了或者說違背了這一客觀規律，用他的高加索式的血仇手段拔苗助長，宣布“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建成”，紅太陽在中國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宣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波爾布特取消貨幣、將全體城市居民強行押到農村搞農村公社，這些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背叛。

但是資本家就是資本家，他的剝削階級本質是不可能有朝一日靠“良心發現”取得的，他的剩余價值也不是靠發發慈悲就還給無產階級的，而是要靠無產階級的斗爭和壓力被迫才進行讓步的。所以，民主的、人道的、科學的共產主義者不能夠放棄階級斗爭這個武器，而是應該根據形勢的發展及時改變斗爭策略，他“民主、人道、文明”，我就更民主、人道、文明﹔否則我們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是一群只知道殺戮和鎮壓的赤色暴徒，是沒有號召力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如果我們不進步，最后將會落后于時代，最終像斯大林主義一樣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